这表明，中共中央直到7月中旬才收到“五五通电”全文，距离上次5月14日致电要求电告全文已过了两个月。

由周恩来经手的这两封电报内容似乎表明，毛泽东之所以复电延迟近三个月之久，主要是由于中共香港分局及潘汉年未能及时将“五五通电”全文电告中央所致。

事实真的如此吗？

2005年，作为当年“延迟电报事件中的亲历者之一”，时任中共香港分局机要科科长的杜襟南先生，在时隔半个多世纪后，应学者袁小伦先生的恳切要求，亲笔为此关键情节做出了重要“证言”：

“中共中央香港分局（书记方方）与党中央联系设有秘密电台，我当时负责此项工作。1948年5月1日《华商报》公布了‘中共中央重要宣告’，即庆祝‘五一’劳动节口号23条，5月6日发表了在港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给全国的通电与答复中共的电文，方方当时即要我将复电全文上报中央，并无拖延。

“我即与中机（即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部门）联系，认为按照机密原则，鉴于该电已在报上公布，必需另编临时密码发出。当这个意见获得同意后，我即将全文发出。可是，在电报发出以后，中机几次来电，说译不出来，或是译到中间，后面译不出，或是文句不明，译不明白。我均亲自对临时密码作了仔细检察，技术上毫无错误，故此我一一都作了答复。中机于7月中旬才将该电全部译出上报。

“就在此时，中央（周恩来执笔）曾来电批评方方，不应将各民主党派复电延迟报来。我见此电后，即向方方当面陈述事情经过，说明不是我方迟发，而是对方译电延迟了。方方当时并无责备我。我立即电复中办，除了作自我检讨外，同时说明，在技术上我方没有错误，推迟原因不在我们。事后，中办对我亦无责备。以上就是所谓拖延的真相。也许正是这个原因，毛泽东复电民主人士时，只好以‘交通阻隔’为词，以免民主人士误会我方有意迟复。

“依照上述实情，拖延民主人士复电三个月之事，与香港分局及方方无关，并非他们责任，而且事实上，他们非常重视中央的号召。”

观此“证言”，除批评对象有所出入外，其他并无明显纰漏，应是基本可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