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延迟责任不在香港，就应从城南庄和西柏坡方面寻找原因。

对此，杜襟南先生认为，由于当时毛泽东住在城南庄，4月30日至5月7日，中共中央在城南庄召开书记处扩大会议，周恩来、朱德等均参加了会议，到5月27日，毛泽东才迁至西柏坡。“在这个活动期间，中央机要人员可能比较奔波，照顾不及，安定后又因技术原因，以致延误译出。”

但是，令人不解的是，“中机”为何不如实将真实原因上报中央，反而把延迟责任推给香港？

难道其中另有隐情？

据现有资料可查，5月7日，毛泽东曾为中共中央起草致香港分局、上海局及潘汉年电：“中央已于五一节提出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口号，而其第一步则拟召集各反美反蒋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及不属于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的社会知名人士开一次政治协商会议。自然这些在目前均尚是宣传和交换意见时期，尚未到正式决定和实行时期。你们可用非正式交换意见的态度（不是用正式决定和邀请的态度），和各真诚反美反蒋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及社会知名人士交换意见，并以各方反应电告。”

此电表明：在短短一周之内，毛泽东突然态度大变！

5月1日，毛泽东在致李济深、沈钧儒的信函和中共中央致上海局、香港分局的指示中，皆认为时机已经成熟，因此提议由中共、民革、民盟联名发起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并拟定了一份多达29人的邀请名单。

当时，周恩来还特别强调，“五一口号”是行动口号，不是宣传口号。刘少奇也认为，目前召开新政协的国际国内形势已经成熟。

怎么到5月7日，却突然变成了“这些在目前均尚是宣传和交换意见时期，尚未到正式决定和实行时期”，只“可用非正式交换意见的态度”，而“不是用正式决定和邀请的态度”？这虽然不能说毛泽东已经“朝令夕改”，但至少表明其尚处于一种“举棋不定”的状态。

这对解释毛泽东为何迟迟未对“五五通电”做出答复无疑提供了一条极为重要的线索，即除了客观上所谓“交通阻隔”外，主观上毛泽东的态度变化也使其并不急于做出答复，以便留有更多的时间进行观察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