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解散救国会不成，又想取而代之，把救国会变成国民党的御用机构。为此，蒋介石亲自出马，邀请沈钧儒、章乃器、李公朴三人到南京谈判，要求救国会接受国民党的领导，而不要相信共产党的宣传。沈钧儒等人不为所动，表示：“只要你停止内战，发动民众，坚决抗日，那就不领导也就领导了，我们救国会是代表全国人民的意志，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救亡图存，谁这样做，我们就同谁团结。”谈判没有取得任何结果。

与国民党对待救国会的态度截然不同，中国共产党与救国会进行了密切合作。当时，许多共产党员为了抗日救亡，秘密参加了救国会，并成为其中的骨干。沈钧儒心里明白，他们中的一些人是共产党员，仍与他们真诚合作共事，共产党员也衷心拥戴这位心地纯正善良的爱国长者。

1936年4月，中共中央派冯雪峰到上海与沈钧儒取得了联系，随后决定在上海成立办事处，由潘汉年任主任，冯雪峰为副主任，潘汉年又委派胡愈之分管救国会工作。从此，沈钧儒和救国会便与中共有了正式组织上的联系。沈钧儒和共产党的关系，也成了“心心相印的关系”。

在中共的支持和参与下，沈钧儒等人所开展的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不但遭到国民党当局的压制，同时也引起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仇视。日本驻上海领事馆不断向国民党当局施加压力，要求取缔抗日运动，逮捕沈钧儒等救国会负责人。

1936年11月23日凌晨，一群凶神恶煞般的公共租界巡捕和上海市公安局便衣侦探，几乎同时敲响了救国会七位主要负责人的家门，非法拘捕了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史良、沙千里、李公朴、王造时。随后，经过一番周折，他们被解送到地处苏州的江苏高等法院看守所关押。这就是中国现代史上著名的“七君子”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