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钧儒等人被捕后，上海市长吴铁城随即发表谈话，公布了他们的所谓罪状：“自从非法组织所谓上海各界救国会后，托名救国，肆意造谣，其用意无非欲削弱人民对于政府之信仰。近且勾结赤匪，均可复按。政府当局年余以来，曲加优容，苦口劝喻，无如彼等毫不觉悟，竟复由言论见诸行动，密谋鼓动上海总罢工，以遂其扰乱治安、颠覆政府之企图，业经查有实据。现值绥边剿匪吃紧之际，后方尤应巩固，不得不行使紧急处置，以遏乱萌。”

沈钧儒等人被捕的消息传出后，立刻激起了全国各界爱国人士的极大义愤，纷纷发表宣言、声明、函电，或举行群众集会，抗议国民党政府无辜逮捕爱国领袖，要求立即无罪释放沈钧儒等人，掀起了一浪高过一浪的营救运动。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为此发表紧急宣言和通电，认为这是国民党当局“对于全国人民爱国运动的一种公开的无理摧残”，希望全国各界人士主持公道，加以援助。中共报纸也发表文章，反对国民党“爱国有罪的暴政”，呼吁争取救国自由。宋庆龄、冯玉祥、于右任等人更是纷纷采取行动，反对逮捕爱国领袖，声援营救“七君子”。

沈钧儒等人在狱中仍坚持正义斗争，还成立了临时组织并一致公推沈钧儒为“家长”。对此，邹韬奋曾解释说：“我们都完全是纯洁爱国，偏有人要误会我们为‘反动’，所以不用‘领袖’或其他含有政治意味的什么‘长’来称我们所共同爱戴的沈先生，却用‘家长’这个名称来推崇他。我们想，无论如何，总没有人再能不许我们有我们的‘家长’吧！此外，也许还有两个理由：一个理由是我们这几个‘难兄难弟’在患难中的确亲爱得像兄弟一般；还有一个理由便是沈先生对于我们这班‘难兄难弟’的爱护备至，仁慈亲切，比之慈父有过之无不及。”

沈钧儒等人入狱后不久，西安事变爆发，张学良、杨虎城要求立即释放上海被捕的爱国领袖，并公开表示：“上海各救国领袖究竟犯了什么罪，我想全国大多数人谁也不晓得。沈钧儒是一位六十多岁的著名教授，他所犯的罪，只好说像他自己所说的‘爱国未遂罪’！”为此，国民党中以陈果夫、陈立夫为首的顽固势力提出要枪毙“七君子”。陈果夫说：“张、杨发动事变，提出立即释放被捕之救国会领袖。而救国会又曾电张，要张请缨抗日。由此可见，救国会是煽动西安事变的罪魁，杀掉沈钧儒等人，可以警告张、杨。”冯玉祥听后指出：“我们的人被扣在西安的不止七个，而且中间有蒋委员长，难道我们就不怕人家报复吗？”陈果夫无言以对，从而保全了“七君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