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一串事实之下，父亲心里激动很大。因此他很早倾向变法维新。在他的日记中有这样一段话：

却有一种清流所鄙，正人所斥，洋务西学新出各书，断不可以不看。盖天下无久而不变之局，我只力求实事，不能避人讥讪也。(光绪十年四月初六日日记，“论读书次第缓急”)

到光绪二十四年，就是我开蒙读书这一年，正赶上光绪帝变法维新。停科举、废八股，皆他所极端赞成；不必读“四书”，似基于此。只惜当时北京尚无学校可入。而《地球韵言》则是便于儿童上口成诵，四字一句的韵文，其中略说世界大势，就认为很合用了。

次年我七岁，北京有第一个“洋学堂”(当时市井人都如此称呼)出现，父亲便命我入学。这是一位福建陈先生()创办的，名曰“中西小学堂”。现在看来，这名称似乎好笑。大约当时系因其既念中文，又念英文之故。可惜我从那幼小时便习英文而到现在亦没有学得好。

八岁这一年，英文念不成了。这年闹“义和团”——后来被称为拳匪——专杀信洋教(基督教)或念洋书之人。我们只好将《英文初阶》《英文进阶》(当时课本)一齐烧毁。后来因激起欧美、日本八国联军入北京，清帝避走陕西，历史上称为“庚子之变”。

庚子变后，新势力又抬头，学堂复兴。九岁，我入“南横街公立小学堂”读书。十岁，改入“蒙养学堂”，读到十一岁。十二岁十三岁，又改在家里读书，是联合几家亲戚的儿童，请一位奉天刘先生(讷)教的。十三岁下半年到十四岁上半年，又进入“江苏小学堂”；——这是江苏旅居北京同乡会所办。

因此，我在小学时代前后经过两度家塾四个小学。这种求学得不到安稳顺序前进，是与当时社会之不安、学制之无定，有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