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4年，福建茶出口量达13万担，次年即增至26万担。根据1871—1873年的外贸统计，中国平均每年出口值为11 000万元，其中茶叶出口值为5 797万元，占52.7％。而福州口岸输出的茶叶价值占全国茶叶出口总值的35％~44％，福州港仅茶叶出口一项，就占全国出口总值的20％左右，成为中国港口的执牛耳者。林庆元.福建近代经济史［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

巴黎世博会中国馆，1848年，出自《伦敦新闻画报》咸丰五年，闽浙总督王懿德等上奏皇帝，建议在福建设关收茶税，咸丰批复道：“闽省崇安等州县，为产茶盛旺之区，自闽省暂开海禁，运道便捷，各商赴闽愈多。所请附省扼要处所，及界连粤东、浙江等处，分设关卡，征收茶税，应请准其照办。专款存储，三月奏报一次。”《清实录·文宗显皇帝》卷161，咸丰五年，乙卯条。咸丰年间，福建茶饷几乎是一个专有名词，时常补国库之需。从道光到咸丰，经费(岁出)增长了一倍，从31 500万两上升到65 000万两，镇压太平天国、镇守台湾、收复伊犁、中法战争、甲午中日战争、镇压义和团运动，都需要钱。滨下武志.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清末海关财政与通商口岸市场圈［M］.高淑娟，孙彬，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76.清政府只能在各地设立茶厘局，狂敛茶钱。最值得注意的是，海关税之前都是算作地方财政收入的，1854年，中国海关成立后，海关税才被纳入中央政府管理。厘局和海关有点类似今天的地方税务局和国家税务局。

李东沅在《论教传》里很有远见地说：“福州通商，意在武夷山茶……洋人所必需者中国之茶叶，而崇安所产尤该洋人所醉心，既得福州则可以渐达崇安。”也因此，福州茶区成为英国派遣植物猎人掠夺的重镇，茶叶盗贼福特·琼斯多次深入武夷山盗取茶树，并成功带走8位精通红茶的福建茶工，前往印度。茶叶故事也从这里开始有了惊天转折。

19世纪50年代，福建武夷山种茶面积迅速扩大，许多荒山被开发出来，达上千英亩的规模，这些茶都是外销。规模扩大，参与的人就会很多，这又带来了生产茶叶城镇的兴起。

1841年1月，得知英国要求开放宁波口岸，浙江巡抚刘韵珂上书说此举万万不可，浙江乃东南赋税重区，又是茶丝主产区，“蚕丝素为夷人所重，至茶叶则夷人更以之为命，是中华之所以能制外夷在此，而外夷之受制于中华亦在此。故粤东与夷人交易，茶叶为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鸦片战争档案史料(二)［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651.。如果英国在此通商，一切物资就可就近取得，更会千方百计收购各种茶叶。

之前，朝廷不同意宁波开放的一个原因就是，如果外国人就近拿到他们所需物资，那么该物资就会相对低廉得多。茶叶从江浙运到广东，舟楫运费、关卡费用之类，都会增加茶叶成本，到外商手中时，就会贵很多。

道光对刘韵珂的朱批耐人寻味，他说：“此说何来，或浙省有鼓簧惑人者。”这个时候，道光或许对“以茶制夷”的主张产生了动摇。

五口通商后的福州五口通商后，茶叶富国论随处可见。

1842年，江南司郎中汤鹏上书《海疆善后事宜三十条》，大谈茶叶可以富国。汤鹏认为，英国人“食必以苏合油，久则肠胃腻塞，非得中土之茶叶大黄，不能去恶；昼卧而脾缓，非得中土之茯苓不能治其病。又其洋呢洋布等物，非得中土之丝斤不能成其制”。他建议茶叶、大黄、茯苓、丝等物质，虽不能骤然加价，但可以逐年加价，两三年一番。这样一来，不到10年，英国人穷了，中国却走向富强之道。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鸦片战争档案史料(六)［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389.

五口通商把中国拉进世界贸易体系，上海也取代广州成为新的贸易大港。晚清思想家冯桂芬认为，此时茶桑“并为富国之大原”。在《筹国用议》里，他说：“上海一口贸易，岁四五千万，而丝茶为大宗，彼以鸦片洋货相抵犹不足，必以银补之。设使彼有鸦片，我无丝茶，中国早不支矣。劝桑亦具前议。至茶宜于山石起巉，不能生他木之处。若推广种茶，其利不可胜计。”张岱年.采西学议［M］//冯桂芬，马建中集.郑大华，点校.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49.

洋务派干将丁日昌在《海防条议》里建议说：“丝茶二者中国大利之所归也，今仅浙闽数省种植得法，若能于地气不甚寒冷之省，一律劝植桑茶，多出一分之货，即可多增一分之税，洋人呢布皆从中国买丝棉而成之者也，往来越海洋十余万里，而犹有余息，若中国自行仿造耕织机器，则丝棉无自外求，深耕可尽地利，不惟百姓可免饥寒，而利权所入当益饶矣。”

现在大名鼎鼎的“祁门红茶”就是在茶叶富国的热潮中创办起来的品牌。创始人胡元龙是祁门南乡贵溪人。他18岁时辞弃把总官职，回到贵溪村的李村坞，在那里垦山种茶。起初，胡元龙生产绿茶，但当时绿茶外销不畅。1875年(光绪元年)，胡元龙在培桂山房筹建日顺茶厂，用自产茶叶，请宁州师傅舒基立按宁红经验试制红茶。经过不断改进，在1883年(光绪八年)，终于制成色、香、味、形俱佳的上等红茶，胡云龙也因此成为祁门红茶创始人之一。

红茶销路打开后，胡元龙建议村中百姓都参与红茶生产事业，当时贵溪村四周有5 000余亩荒山，他带头垦荒，带动了一方茶叶经济的繁荣。像胡元龙这样以茶创业的，在晚清非常多。

清初全国的茶叶产量为235万担，到光绪年间增至450万担，其中有1/3是用于出口。嘉庆年间(1796—1820)，茶叶为政府财政收入的贡献仅为57万两。

从1867年到1894年，即便英国人大量输入鸦片，中国茶叶的出口额也能与进口额平衡。1880年到1894年，茶叶关税收入达到了5 338.9万两，茶叶确实能为大清财政带来很好的收入。庄国土估计，从1700年到1823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共输出53 875 032两白银到中国，从1700年到1840年间，从欧洲和美国运往中国的白银约17 000万两。庄国土.茶叶、白银和鸦片：1750—1840年中西贸易结构［J］.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3).

1847年3月，英国议会设立了对华商业关系特别委员会，他们找了许多对华贸易的人作证言，以期寻找到出口中国的商品。但调查结果并不好，从1845年到1846年，英国输往中国的工业产品，与中国运往英国的茶相比，贸易逆差高达35%到40%，有些制造业者已经放弃了对华贸易。中国不需要英国的产品，但英国需要中国茶，并依靠它获利。

其中最大的特点是茶叶价格完全由中国来决定，茶叶在充当等价物的时候，也是以茶叶基价为准的。利物浦东印度公司中国协会议长威廉·尼可尔的证言说，英国的棉纱到了中国，是现货交易，即中国用茶来换棉纱，而不是先卖出再换现金购茶。仁记洋行的吉布证言，他遇到的中国人，会用茶叶换棉织品。英国人能决定料子的价格，但决定不了茶叶的价格，一切都以茶叶价格为基础。滨下武志.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M］.朱荫贵，欧阳菲，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126.136.

炒茶，19世纪初，水墨从茶叶可以制夷到茶叶可以富国，可以看到晚清贸易思路的转变。从控制到贸易，从制裁到合作，从要死要活到大家都好过，已经折射出清廷的乏力，但这都建立在茶叶可控的基础之上。

在英国人大张旗鼓地在印度进行茶树种植实验之时，茶叶就不再是天朝独有之物。这份长期被寄予厚望的柔软物质，一旦走出国境，无形的茶叶长城也便顷刻间轰然倒塌。

面对印度茶、印度丝的竞争，国人应当更加勤勉。李东沅建议说：“既不能禁止通商，唯有自理商务，核其出入与之抗衡，以期互相抵兑而已。中国出洋之货，以丝茶为最大宗，今印度等处皆植桑茶，所出与中国相仿，洋人悉往购办。故年来中土之货未能畅销，后或此而失之中国之利源，不几竭乎？宜令地方官广劝农民，于山谷闲地种桑茶，勤加经理其缫丝；制茶之法，尤须刻意推求，如有胜于寻常者，优加奖赏，务使野无旷土农不失时，则出数愈多，其价可减酌为销售，用广招徕，将不特国课可增，而民财亦可阜矣。”

今人对晚清“以茶制夷”多有批评，乃至当做笑话，实不了解这一观念背后的历史原因。

到了1900年，光绪的状元策，有一道题考的就是茶之于大清的意义。开始都很简单，“茶税之征，起于唐代。其初税商钱，在于何时？独开茶税，在于何时？茶官之设，在于何时？税茶之法，其后增减若何？”其后的议论却不简单，说的是，茶对于国防来说，太重要了。“汉武帝北筑朔方，西戍乌垒，一时匈奴震慑，而中国亦为之虚耗。光武拒西域都护之请，徙幽并边人于塞下。虽不劳中国以勤四夷，而未免示弱。防边之道，果以何者为善。唐设安西北庭四镇，得控制之宜否？夫古者防惟在陆，今者防兼在海。溟渤万里。处处可通。果于何处设守，始克收陆詟水栗之效欤。夫典学以裕政原，固本以重疆索。理财以舒国用，设险以慎边防，胥制治保邦之要图也。”《清实录·德宗景皇帝实录》卷257，光绪光绪十六年四月，庚申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