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英吉利与天朝上国

夷性犬羊与坚船利炮。——晚清对英国的认识选茶，19世纪初，水墨林则徐通过虎门销烟树立的高大形象，因为他的一些其他“事迹”而被带入新一轮的嘲笑中。“以茶制夷”只是其中的一个，但这个笑点太高。

举个笑点低的例子。就在英国人准备大举进攻中国的时候，林则徐依旧认为英国人断然不会来进犯中国。他十分自信地说，通过他的仔细观察，已经把英国人的底细摸得一清二楚，他们不敢用侵凌其他国家的方式窥伺中华。为什么呢？

林则徐的第一个解释是，英国的船太大，吃水太深，只能在大海上晃荡，一旦到浅水区，就难转动。以前律劳卑带人进犯虎门，不就被大清的大炮吓破胆，回去就死了。其实律劳卑是病死的，他还不至于被大炮吓死。

第二个解释，林则徐说：“夷兵除枪炮之外，击刺步伐，俱非所娴，而其腿足缠束紧密，屈伸皆所不便，若至岸上，更无能为。”林则徐认为英国人只强于海战，一旦上了岸，就成了软蛋，普通百姓就可以把他们干掉。这与流行在乾隆年间的说法很类似，他们解释为什么访华使团不双膝跪拜时，说“西洋人用布扎腿，跪拜不便，是其国俗，不知叩首之礼”。其实英军打绑腿，恰恰是为了装束灵便，并不会造成腿脚屈伸不便。就是这样一个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对英国的认识尚且如此，其他人可想而知。

裕谦同样认为：“该夷大炮不能登山施放，夷刀不能远刺，夷人腰硬腿直，一击即倒，我兵矛矢击刺，趱捷如飞，用我所长，攻彼所短。”取长补短的战术本来是对的，但低估乃至蔑视英军陆上作战能力，就是谬误。道光就是被这些错误的言论一直牵着鼻子走，喊打声越来越高。

翻阅大部分鸦片战争时期皇帝与大臣的往来朱批和奏折，都对英国充满了“夷性犬羊”的批评。他们认为英国人除了船坚炮利外，简直就是一群利欲熏心的野蛮人。王尔敏统计说，仅仅道光时期，朝内外大吏言及“船坚炮利”者就有六七十位，这表现出一个时代变局的共识，而“夷性犬羊”则显露了朝中对外的心态。王尔敏.今典释词［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78.

颜斯综在《海防余论》中总结道：“彼之伎俩，专务震动挟制，桅上悬炮，登岸放火，占据各处地方，多用此法。然未敢尝试于大国之边疆，恐停贸易，则彼国之匹头，港脚之棉花，何处销售？茶叶等货，何处购买？彼之国计民生，岂不大有关系？”

英国人谋一据点，主要是为了贸易，这也是大清自乾隆以来的共识。但地盘却是皇帝最关心的，谁都担心在自己手中丢了老祖宗打下的江山，“江山”二字，几乎是衡量一个皇帝是否文韬武略的重要指标。现在对康熙、乾隆的评价，其首功就是奠定了今日中华之版图，而对晚清丧权辱国的批判，又多来自于江山的丢失。

翻开任何一本古代的地理书，哪怕是小小的县志，一开始都是大量的对山川形势、物产和里程的细致描写。“江山如此多娇”，这都是政治意图的体现。

巴黎世博会的中国馆，1878，版画，刊印于《伦敦新闻周报》从英国对茶叶、大黄的需求，晚清获悉了英国人的部分饮食习惯；从他们的装束、外貌、语言，他们又把英国人划入了历史上从来没有的“鬼蜮”一族，与历史上的“蛮夷”作了区别。对内是华夷之辨，对外是人鬼殊途。最先来的荷兰人成了“红毛鬼”，最后到的美国人成了“花旗鬼”，从印度来的英国人是“港脚鬼”，因为他们都来大海，所以他们无疑都是水鬼。每类人都加了“口”字旁，故称呼英国，用得最多的称法是“英咭唎”最初“英”前面也有一个“口”字旁。。

晚清在写英国人名字的时候，甚至也会加上“口”字旁。这种特别处理，目的是告诉大众，这些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但许多士大夫还是固执地认为，英国人是畜类。读完《瀛环志略》后，张穆直言不讳地说：“英咭唎，海外畜兽耳。”

如章学诚所言，要是把我们自己置换到那个时代，会怎么看待这个拥有五千年不中断文明的天朝上国？“华夷之辨”有着长达千年的传统，要突破这一观念非常困难。五口通商后，福建的林昌彝画了一幅《射鹰驱狼图》，深受林则徐的喜爱，他激赞自己老乡的画有很高的立意。

晚清对英国缺乏认识，也与那些活跃在中国的传教士有关。1792年10月，清廷收到马嘎尔尼(George Macartney)使团即将来华的信件后，对英国不熟悉的大臣想通过在华的传教士搞清楚情况。葡萄牙藉传教士索德超传达的信息令人大跌眼镜：“该国即系红毛国，在西洋之北，在天朝之西北。”后来的许多研究者对此表示怀疑，当然，也不排除西洋教士因为各国的利益，给英国人穿小鞋。但传教士本身有其使命，利玛窦的教训摆在那里。

一直以来，中国对西方一无所知，他们被锁在了天圆地方、天朝上国的框架里，沉浸在对世界无所不知的美梦中。明末清初葡萄牙人利玛窦来华后，他的《坤舆万国全图》初稿一完成就遭到中国士大夫的攻击与嘲笑：中国在地图上太小，位置又不在中间，这怎么会是世界地图呢？为了安全和传教，这个可怜的葡萄牙人只能按照中国人的习惯修改地图，他抹去了福岛的第一条子午线，在地图两边各留一道边，恰好使中国出现在正中央，这回中国人满意了。利玛窦，金尼阁.利玛窦中国札记［M］.何高济，等，译.北京：中华书局，1983：180181.利玛窦深信，这是赢得中国好感的办法之一。在利玛窦之后抵达的传教士，从他身上汲取了不少教训，当他们为大清康熙皇帝做参谋画地图的时候，中国依旧处于世界的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