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4年陆小毕业后，我们全班迁入武昌第二军官预备学校，黄埔的广东陆军小学就此停办。陆军小学第四、第五、第六期学生同时并入武昌军官预校，我认识黄埔陆军小学第五期的同学，但不认识第四期学生，其中有邓演达与李扬敬。他们在第四期毕业后经短期培训课程也调来武昌，邓演达和我成了好朋友。

我们这一班继续念德文，比起在黄埔，军事课程增多了。我开始崇拜拿破仑，不是他的箴言“战争的第一、第二、第三项需要都是金钱”，而是钦佩他的格言“胜利取决于最后五分钟的坚持”。

一如既往，我仍旧懒散。例如有一次与司徒非等同学比赛谁画得最快，我抓起几支铅笔用一张纸包起，第一个走出赛场。

武昌官校有一千多学生，这是我首次有机会接触外省人，但他们都同我差不多。由于人数太多，学生中具有革命倾向者占多少我不能确定，我们不得不从事秘密工作。我和几位同学组织了一个秘密团体，其主要成员是来自广东陆小参加过中华革命党者，非粤籍的成员包括浙人。

在中华革命党的影响下，1916年初，驻扎在武昌的炮兵旅计划举义，我校几百名学生打算响应义举。我们向校方申领军火弹药。可是学校根本没有贮存军火，我们碰了壁，起义也失败了。

这时国文教师告诉我，我上了黑名单。所以我爬墙逃到汉口英国租界，和我一起逃跑的有司徒非、林杰兴和樊崧甫，他们都在黑名单上。我乘上一艘英国轮船去了上海。

我们愿望加入反对袁世凯恢复帝制的运动，樊崧甫要我们参加浙江省的反袁军。但是，我们三个广东人都想回到广东参加朱执信领导、总部设在四邑（指台山、开平、新会和恩平，在广州西南二三百公里处）的反龙（即龙济光）之役，那时邓铿正负责东江之役。

就这样，樊崧甫独自去了浙江，我们三人经上海去香港。我们在早先抵达香港的反袁同学中了解朱执信的情况，此时薛岳、林直勉、谭惠泉、梁树熊等人已从安南（今越南）河内的法国监狱获释，到澳门找到了朱执信，其他同学加入了陈炯明或徐谦的队伍。林杰兴和我决定去澳门看望薛岳等人，由他们介绍，我俩加入了朱执信的机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