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乘船回广州，这次我孤独一人，身无分文，不能再住旅馆了。我找朋友、同学消磨时间，他们的确不计较同我交往，但他们的父母耿耿于怀。晚上我睡在大街上。毕竟我不忍心打扰朋友们。

有一天，我长途跋涉去看望我妹妹的公爷华先生。他是个木材商人。我的要求并不高，只告贷五元钱，想借此再支持一个月花销。不料他不仅拒绝借钱给我，甚至不留我吃顿饭，还训斥了我一顿。

我决定去找以前的一位老师，他正在魏邦平（时任广州市警察厅厅长）手下做事，我想他也许会给我找一份工作。看见他走入一座建筑物时我紧紧尾随，哨兵却说他不在。我指哨兵说谎，他说我不懂人事。很明显，这位老师不想见我。

似乎我已无路可走，但我不想写信求家里帮助，即使开口，父亲也不会给我分文。我向天字码头走去，想蹈海自杀。当我见到自己在海水中的影像时，我突然想到，既然我16岁就能入伍当兵，为什么20多岁不能重新入伍呢？部队一直在招兵。既然我已经接受了中学教育，那并不意味着我不能重新当兵。想通了这一点，我不再去跳海了，决定参军从头来过。

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自杀企图。此后我的人生历程一帆风顺。事实上，我从来没有再产生沮丧或压抑感。每当我打了败仗——那是兵家常事，我都不会垂头丧气。只要我斗志昂扬，一切都会转危为安的。我是个乐天派，否则那天晚上我已经跳海了。

正好在这一关键时刻，我撞见了司徒非。他告诉我，朱执信正在找我。上次我遇见他时，他问我在哪儿，可惜我没回答他。司徒非一直追随朱执信，曾告诉朱，他遇见过我，然而他二人都不知道怎样同我联络。于是，我去见朱，他把我留下了，时维1917年，我21岁。

朱执信在广州河（今珠江）南给一群革命青年租赁了一所住房，那里是他的支持者李福林所控制的地域。李福林当过土匪，辛亥革命前他就入草为寇了，他常常将一束报纸裹着一支手电筒，用以恐吓路人，使人误以为他持有手枪，所以老百姓称他为“李灯筒”（粤语手电筒）。以后他用“灯筒”的谐音字“登同”为字号，这是孙中山给他改的。

朱执信给我们讲述革命历史，他的道德感染力更为重要。当我们穿着华服时，他不说什么，不知何故我们就不敢再穿得那么阔绰了。朱执信夫妇俩都生活俭朴，居陋室，自己做家务。总之，朱执信是个有道德的人。

邓铿也常常向我们讲话。在那个时期，邓铿和朱执信对我的人生观起了最大的影响作用，他俩帮助我提高了革命觉悟，可以说我的前途是在他俩引导下塑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