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6年6月6日，袁世凯死了。我和同学们看到报纸上登载通知，要我们回到武昌陆军中学。朱执信认为我们应该回校。所有同学都决定回校，唯独我不想回去。朱执信给回校的同学都发放了路费，他自己也离开了澳门。

薛岳、我以及其他十位同志滞留澳门，以朱执信临走前留下的500元钱维持生活，暂住的三间房每月必须交纳20元钱房租。我们当然要吃饭，当500元钱用完时，我们打算以赌博维生。几个月后，薛岳和我决定去香港。我们收受了几百元钱的孙中山公债券，那时是属于非法的。薛岳揣着债券，一到香港就被捕了。我去寻找驻港机关。到那儿时，我见到薛岳与几个警察。他宣称自己是机关雇用的厨子，我也编了个谎话。最后邓彦华用钱把警察打发走了，薛岳被开释。薛岳与我烧毁了公债券，各自回家。

不久华振中来信说，我可以去保定，然而我先要考虑自己有没有足够的盘缠。父亲卖了田又借上债，凑集一百多元，但还是不够去保定的路费。

父亲与我从始兴县城搭乘一艘小船，有个姓关的亲戚是军人，正好同船。父亲作了介绍后，关氏询问我作过什么事，为何不去保定。我说没钱，他教训我道，我只是个大孩子，尚未完成学业就要干革命，实在太傻。我认为他讲得对，但那时我内心忐忑不安，并不认为要先念够了书才有资格参加革命，然而我还是放弃了去保定军校的计划。

到了广州，我写信给住在乐昌乡下的薛岳，我叫他来广州，于是我们合住一间旅舍。我的钱花光了，必须去找工作。我们去找梁树熊介绍。他是个革命者，同薛岳一起坐过牢；此时正担任烟酒专卖局总务主任。他介绍薛岳去专卖局石龙办事处，介绍我去肇庆办事处。我即去了肇庆，那个经理很客气，问我住在哪里，要我等一下，让他查看有没有空缺。我想这是打官腔敷衍我，便直说：“不要打官腔，老实告诉我，你究竟有没有事情给我做？”那时我口袋里只剩下几元钱，仅够回广州的路费。设若我在肇庆苦候，势必花光这笔钱，陷入窘境。他嫌我太粗鲁，我们吵了起来，于是我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