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民族的复兴，都要从老根上发新芽；所谓老根即指老的文化、老的社会而言。这在丹麦即是如此，丹麦的老根是它的旧宗教精神。它发新芽的“发”，是靠它的教育，它的新芽是指它从民众教育生长出来的新社会。丹麦农业与合作的发达，完全是从这个新萌芽生长出来的。中国亦要从一个老根上(老文化、老社会)发新芽。自一面说，老的中国文化、中国社会已不能要了，一定要有“新芽”才能活；可是自另一面说，新芽之发还是要从老根上发，否则无从发起。所以老根子已不能要，老根子又不能不要。中国老根子里所蕴藏的力量很深厚，从此一定可以发出新芽来。现在有一个大问题：就是很多人都有一个念头，以为中国民族已经衰老了，照普通生物的例，衰老以下跟着就是死亡。一些比较有学问的人，皆不免有此恐惧、有此观念。中国民族的衰老是不容否认的，但其是否有返老还童之可能，或者是一直下去就死亡，这很成问题。此问题甚大，必须是一个有大学问的人，才配讨论这个问题。近些年来，一般研究文化史的学者，以及许多思想不同的讨论文化问题的书籍，都讨论到文化衰老的问题。我曾经看过一本书，在那本书中，从头至尾都是说民族文化同生物一样，有其少年时代、壮年时代，以及衰老灭亡时代。他列了一个表，把世界著名的有文化的民族全罗列于内，并指明某一时期为某一民族的少年时代，某一时期为某一民族的壮年时代，某一时期为某一民族的衰老时代，某一时期为某一民族的灭亡时代。他把每一个民族都拿这种眼光来看，最后又说没有哪一个民族可逃此例，没有哪一个民族能有其第二度的文化创造、第二度的壮年时代。这样说来，则问题很严重!中国是不是就会灭亡呢？抑尚能返老还童呢？如果中国民族真能返老还童，真能够开第二度的文化灿烂之花，那真是开历史上从来所未有的纪录了。这个问题很不易说，我想粗略地说几句：我的话虽简单，而意思却有根据。在我想，民族衰老这句话不要顺口说去，我们应当分析何谓衰老？其衰老在何处？一个民族社会，是群体而不是个体；个体与群体的生命不同。群体生命是由许多个体生命构成，个体生命既有其死生灭亡，则群体生命的构成原很显然的是常常更换、常常新鲜。诚如是，则所谓民族衰老的话怎么讲呢？似乎群体生命与个体生命自一面说是不能比的；然而自另一面说则也能比。如果让我回答“民族衰老何所指”这个问题，则可说所谓衰老非指其构成员乃指其机构而言。一切文物制度组织结构，自一面说愈用愈熟．，可是愈熟则机械性愈大；愈成为习惯，则愈失其意识适应的力量。个体生命的衰老亦复如是。个体生命有其机构，社会(群体)生命亦有其机构。所谓衰老，乃指其用得日子太久，机械性太大，适应环境的力量太小，至此则这一套家伙非换不可；所谓死亡，就是指这套家伙已不能用了。个体之死亡，民族之灭亡，莫不如是。说到这里都还是说社会生命可看成个体生命。底下要转过来说；个体生命的机构是先天的，社会生命的机构是后天的。一切文化制度是后来想出的方法，非如五脏六腑之与生俱来。文化是后天的安排，故不能比与生俱来的那套家伙，到不能用的时候就一点没有办法，就非换过不可。民族文化社会生命因为是后天的产物，所以能够改，能够创造翻新，不是绝没有办法，而如个体生命之绝不可移易也。我说这些话，好像是大胆地回答了那个问题：民族文化衰老之后可有第二度的创新，有第二度的生命，非如个体生命之由衰老即至于死亡。——“民族文化能够返老还童。”我们实可如此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