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将来也是要慢慢找回它古人的精神，也许现在还没有开始找，因为现在差不多还是一个唾弃的时代。中国民族精神将来慢慢找回来的时候，一定是一个再生的，是一个重新认识的，而不是因袭的、传统的。我看《甘地自传》之所以特别有领悟，因为我本身也是如此。大家知道我都较晚，有很多人从《东西文化及其哲学》那本书上认定我好谈“东方文化”“东方精神”；其实不然，我对东方文化、中国民族精神当初也是唾弃的，后来才慢慢找回来。现在没有多余时间对大家详细讲，兹粗略地说三层：

第一层，从我自己十四五岁会用心思起，二三十年中思想有很多的变迁。我常把那许多变迁分做三期：第一期是很浅薄的“实用主义”，很接近西洋人的思想。后来从这种思想转变到“出世思想”，这种思想很接近印度佛家，我在这上边曾经用了好几年的工夫，那时候出世之心甚切。这两期与中国人的精神俱相差极远。最末才转到中国的儒家思想。至于中间转变的关节，我无暇详述。总之，可以看出我不是一上来就是中国式的。我记得有一次我在北平清华大学研究院作短期讲学，开始的时候梁任公先生介绍我给听讲同学，他称赞我家学渊源，我当时即赶紧声明说：“任公先生这个话不对，我老老实实不是这个样子。我先父不是一个怎样大学问的人，我并且一点也没有接受他的学问。”我现在想起来还痛心，先父临死的那几年，我们父子间的思想很有许多隔阂，我的意思他不明白，他的意思我不了解。我有一篇《思亲记》，很清楚、很详细地说过这件事情。《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第323页（又中华书局版第371页）《答张廷健先生书》中也提到过这件事情。因为张先生写信给我，他的意思不大满意我用“民族精神”这句话，他觉得这句话太空洞浮泛，大而无当，不着实际，很足以误人。我回答他一封信，正好是刚才所讲的意思。我在那信上说：“幸好我这个人是呆笨认真的一个人，你便让我空空洞洞不着实，我都不会。我非把捉得实际问题争点，便不会用思，不会说话。请先生注意，我非守旧之人。我因呆笨认真之故，常常陷于苦思之中；而思想上亦就幸免传统的影响、因袭的势力。‘民族精神’这句话，在我脑筋里本没有；‘东方文化’这大而无当的名词，我本是厌听的。我皆以发现实际问题争点，碰到钉子以后，苦思而得之。原初都是不接受的。十几年前，我就因这样的愚笨不能早悟达，使我先父伤心，弃我而去(我当十五六岁时，很得先父欢心。民初国会开，我还相信国会制度，先父则已觉西洋法治的不对，我当时很不服，是以父子间常起辩论)。我于十四年所作《思亲记》上说：‘溟自元年以来，谬慕释氏。语及人生大道，必归宗天竺，策数世间治理，则矜尚远西；于祖国风教大原，先民德礼之化，顾不知留意，尤大伤公之心。读公晚年笔墨，暨辞世遗言，恒觉有抑郁孤怀，一世不得同心，无可诉语者；以漱溟日夕趋侍于公，向尝得公欢，而卒昧谬不率教，不能得公之心也。呜呼!痛已!儿子之罪，罪弥天地已!逮后，始复有悟于故土文化之微，而有志焉；又狂妄轻率言之，无有一当，则公之见背既三年矣，顾可赎哉!顾可赎哉!’”我引这段话，是想说明我思想的转变，也是先唾弃中国旧有的东西，后来才慢慢找回。“民族精神”这四个字，在讲述《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时尚未发见，到后来才有所认识。这种发见，我觉得与甘地很相同。甘地是有民族间的问题压在他身上，而在我身上也压了一个大问题，这个问题就是中国政治问题。我在政治问题上用心，才慢慢找出中国民族精神；我要解决很实在的、很具体的政治问题，才慢慢地发见了中国民族精神。这也同甘地一样，因为他身上有一个大的问题压着，而慢慢地认取了印度古人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