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是说明我自己对于中国民族精神的认识，是费了很多力气才慢慢找回来的；起初并不认识，经过很多年，经过很多实际问题上的寻求然后才认识。大家都知道我有一本东西叫做《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所谓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一面是说中国人所做的民族自救运动的一个觉悟，——从头数到最后，才有这样的一个觉悟，这是渐次的一个转弯。所谓“最后觉悟”，或者现在还没成功为中国民族的最后觉悟；但在我是一个最后的觉悟。因为我是中国人，我是中国民族的一分子，仿佛我是最先觉悟到此，慢慢地才可以普遍此最后觉悟。在我想，全中华民族自救运动的方向至此已转变到最后。比如在曾国藩、李鸿章时代，讲富国强兵，讲洋务，也是一种自救运动。我们认为乡村建设是中国民族自救运动的一个最后的方向；此乡村建设是一个含有极充分、极强烈的民族自觉的乡村建设运动，不是普通人观念中的那回事。普通人观念中的乡村建设，固然也是乡村建设；然而缺乏民族自觉的成分。所谓“民族自觉”，就是使中国人认识自己，认识自己的民族精神。现在本院所领导的乡村建设就充分地含有民族自觉的意思。充分地含有民族自觉的意思的乡村运动，才是中国民族自救运动转变到最后的一个方向。这个方向是慢慢找回来的，最初的时候心里没有这个念头。开始的时候是离开它固有的精神来作自救运动，且以为不如是即不能自救，但是这样自救不成功。于是再度的离开而想办法，仍不成功，再离开去找办法：愈离愈远，及至离到最远的时候，乃反逼回去。正是非反逼，回不去；非到那一头，显不出这一头；非白显不出黑来；非彻底的、极端的反中国精神，逼不出真正的中国精神来。我的意思是说中国民族自救运动现在已至最后，已经反逼成中国人开始往回找，开始往回自觉。最先曾、李时代起始离开，现在又起始回去。当初是非离开不行，就是那时候的变法维新错误，亦非错误不行。事实上非转一个大弯、绕一个大圈不行!这个意思就是说：从变法维新，至两次革命，每一度的寻求办法都没有对，可是这个错是必不可免、必不可少。因为社会没有先见之明，只有碰了钉子再说。先见之明，在个人容或有，大社会是不会有的。大社会为众人所构成，差不多是一个盲目的，所以错误必不可免；只有一步步的错，从“错”里再找出来“对”。民族社会是如此，我个人也是如此。我当初没有这个觉悟，也可以说因为我很笨而不能有先见，直到末了才有这个觉悟。现在到了末了，我回想以前走了许多错路，但冤枉不冤枉呢？我自己觉得不冤枉。并且几乎可以说：我们先要走冤枉路才行!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应当老实一点，不要太聪明!我们笨一点也好，不要很快的就转变，不要很快的就接受!比如我说“民族精神”，你们不要很快的就接受。我是费了一回事，你们也要再费一回事，由费事而认识出来的才是真认识。说到这里，我想讲一段意思证明我们无妨费事，不费事的我们还不欢迎呢!什么意思呢？就是当我们讨究追求如何解决中国问题的时候，我们心里完全要放空洞，不存成见，凡是可以解决中国问题的办法无不接受，至于合不合中国民族精神我都不管，就是不合，我也毫无疑虑，因为我就是要解决中国目前严重的问题，如果有一个办法可以解决中国问题，即不合于中国民族精神我也接受。心里务必放空洞，没有成见。我的意思是这样，我的经过是这样。我当初并不认识中国民族精神，完全没有任何成见，刺激我的最初是中国政治问题，后来又变成广义的中国社会问题。我因为要解决中国问题，乃从此毫无成见中发现了中国民族精神。这样的发现就对了!我相信如果大家对中国问题虚心以求解决之道，保你不会走歧路，不会发现一个不合中国民族精神的办法。只要你诚心诚意地去找办法，一点不自欺自满，把不是办法的都淘汰了，以后那么你最后的办法才一定合乎中国民族精神。你追求到最后的时候，一定可以如此。本来很多有学问的西洋人对中国文化的长处、中国民族精神的优点，多少有些鉴赏与认识。英国的罗素就是其中之一。他是个讲数理的，也高兴讨论社会问题。他到中国来过，对中国文化特别称赏。他曾经说：“中国今日所起之问题，可有经济上、政治上、文化上之区别。三者互有连带关系，不能为单独之讨论。唯余个人，为中国计，为世界计，以文化上之问题为最重要；苟此能解决，则凡所以达此目的之政治或经济制度，无论何种，余皆愿承认而不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