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意思是说中国文化如能不被损伤，凡可以维持其文化的政治或经济制度，俱愿承认而不悔。他唯一的信念即在保持中国文化；为保持文化，什么政治制度、经济制度都行，可是不要为解决政治问题或经济问题而牺牲了中国文化。这个意思与我不同。我告诉大家不要有成见，我们就拿眼前的问题来求解决；或者说我们只看见政治、经济两个问题，凡可以解决政治问题、经济问题的，无论什么制度，即反乎中国民族精神，我只承认而不悔。我起初是如此，后来慢慢地找到了一个办法。这个办法恰是中国的，绝不曾反乎中国民族精神。所以我批评罗素不应先怀成见，使政治问题、经济问题没法子讨论。照我自己的经验，只要不存成见，是自然可以找出来的。《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第98页我曾说：“中国之政治问题、经济问题，天然的不能外于其固有文化所演成之社会事实、所陶养之民族精神，而得解决。”现在极其破烂的中国社会里，虽然几乎找不出中国的固有文化，但是我还要告诉大家：此破烂的中国社会中也含了不少的中国文化。它这个破烂法，就与众不同。它这个破烂法，含有很大的巧妙，让西洋人、日本人想有这个破烂法也不可得。这个破烂法只能我们有；而且解决这个破烂的办法，必须与其所以破烂者相关系。换句话说：它必须是中国的一套，一定不会离开中国社会的事实及民族精神而得到一个办法。在政治上、经济上如果有办法，那一定是合乎中国文化的，所以文化问题不必别作研究。这就是刚才的话：我们不必太聪明，就是这样很笨的去寻求，自然会找回来的。我们多费点事来讨论中国社会问题，认真来谋政治问题、经济问题的解决，则自然得到乡村建设的方向。得到这个方向，跟着再过细去想，则不难发现中国民族精神。这个道理，就是由浅入深，从用显体(体是本身，用是方法)。从找办法自然可以发见其本体——民族精神；一超直入地去找寻本体，怕不容易发见其价值。我常常自己喜欢我自己笨，庆幸我自己笨。如果当初我太聪明了，也许我有先见之明，可以很早的看见屡次政治改革的不对；那么这个我就与社会变迁的历程相远了。中国社会经过若干变化才到这一步，我如一下子就看到，则我与社会相离者远，离得远就没有办法。社会无先见，是一个笨的；我也笨，所以我与社会很近。凡社会变迁的经过，我都有其经过；我经过几次变迁之后，稍微能比社会早一步，看得出我们的前途，所以转回头来对大家说话，就是因为我统统尝到了，把我尝到的对大家说，大家才会懂；否则你尽管有先见之明，你说的大家不懂，岂不是无用!唯因我笨，所以能启发大家。比如现在中国事实的推演，使大家注意到乡村建设，我们从乡村建设指明民族精神则可，因为大家已寻求到这里了；如果丢开乡村建设一超直入地讲民族精神，则一定没人理会。上边的话都是说早了不行，底下再说不早又不行。老不早岂不是至死不悟!当然要早点才好。因为想法子早，所以为大家讲精神陶炼。不然的话，就要等到大家碰得焦头烂额的时候再讲精神陶炼，那样又未免太晚，我们还是曲突徙薪的好。这两面意思都要明白：前边是说早了不行，早了不切实；后边又说我们不能不早明白一点。在我是想叫大家早觉悟，所以早向大家说；可是大家要笨一点，在大家不明白的时候就作为不明白，不要很快的就承认中国民族精神。很快的承认，就等于不承认；唯能不求早明白，而后可以得到真明白。

我们讲精神陶炼，包括合理人生态度的指点、中国历史文化的分析、人生实际问题的讨论。这三部分在乡村建设理论中也都要讲到，在那时候去讲，大概会更切实一点。我现在要求大家虚心听各位班主任讲精神陶炼，就是要帮助大家早一点明白，早一点认识中国民族精神，早一点锻炼自己的精神，好为中国社会服务。我想我是可以向大家作这个要求的，因为我不是一个早明白的人而现在要让大家早明白，这个可以。随便早明白的人就不配作这个要求。笨的过程没有经过，就拿中国古人的精神对大家讲，即令大家接受，那是传统的。先生没经过这个转变，就随便地传给学生，这个很近于传统的往下传，这个顶不中用。所以我不愿意落到传统的往下传，而要求大家多费点事，再由我来帮助启发，庶可不至于耽误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