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从来不讲痛，还是军人性格，我死都不怕还怕痛啊

1963年，因为“反攻大陆”的计划，陈诚与蒋介石又发生了很大的冲突。陈诚对蒋介石说，一旦“反攻”的号角响起，他仍然要请命出征，但是他不同意贸然地“反攻”。这年秋天，陈诚在一篇日记中记下了他做的两个梦。第一个梦梦见自己率领国民党军队“反攻”，登陆后却陷入了中共军队的层层包围当中，急迫中，他惊醒了；过一会儿他再度入睡，又陷入了另一个梦境，这个梦里边，他带着国民党军队一路攻城陷地。但是，在一次出营巡视时，却被民众包围，民众问他要东西。他把手伸进自己的口袋想掏钱，结果口袋里一无所有。

陈履安：他在1964年病了。我那个时候还在读博士，正开始写论文。大概在秋天的时候，我从美国回到台湾，就有时间陪在他身边了，每一天都陪他聊天。我问他有什么话要讲，他知道自己不行了，说“国家”搞到这个地步，还有什么好说的。

在他口里面，他没有批评人，没有抱怨，他只有一种遗憾：这个事要这样做就更好，那个事要那样做就更好。我父母一样，从来不谈人家的是是非非。他们的看法就是，上一代的恩恩怨怨，不要传到下一代。这个对我们有很正面的影响。病重之际，陈诚最后向蒋介石提出辞去“行政院长”的要求。这个要求终于得到了蒋介石的批准。1965年3月2日，台湾“中央社”发布了陈诚病危的公告。

陈履安：他身体就是劳累过度，很多医生都跟我们讲，他太累了。从年轻的时候开始，就在前线作战，操劳过度。加上那个时代的人都喝酒，大碗干杯，烈酒都这么喝的，胃也不好。所以抗战胜利之后，就在上海江湾把胃开了刀，十二指肠也割了。到台湾以后，从1964年开始，身体就不行了，肝也不好。

他从来不讲痛，医生非常清楚，看到他皱着眉头很严肃的时候，就会帮他打一点止痛针。他也不拒绝，还是军人性格，我死都不怕，还怕痛啊？绝不讲一点痛，他一点病态都没有。他一直维持，绝不让别人操心，最后帮他上了氧气。当医师决定拿开氧气，他就很安详地过去了。 1965年3月5日，陈诚因肝癌病逝于台北，享年68岁。蒋介石当天发布了“总统令”，命国民政府要员组成治丧委员会，为陈诚“敬谨治丧”。蒋介石为陈诚手书挽联：“光复志节已至最后奋斗关头，那堪吊此‘国’殇，果有数耶；革命事业尚在共同完成阶段，竟忍夺我元辅，岂无天乎。”半生戎马，绕了大半个中国，陈诚最后葬于台湾。

陈履安：他去世的时候，很多善后的事情由我来照顾了。真的看见这个人情冷暖啊，很清楚！刚去世，已经有批要员到我家里来，说是替我父亲谈治丧的问题，我亲耳听到，已经有在分配权力的感觉。

我母亲很懂事，知道这些政界的人最关心的是我父亲资料库里面有些什么东西。我母亲那时候心脏病发了，躺到床上，要我把所有有关军事的资料整理好，送回“国防部”。老“总统”的文件、亲笔稿非常多，全部整理出来后，我和母亲亲自送到“总统府”，交给老“总统”。人情冷暖让陈履安内心五味杂陈。而在清理父亲的遗物时，一件东西让他更深刻地了解了自己的父亲。

陈履安：我父亲去世之后，我看到一个名单，就是我父亲把特支费（特别费预算及交出项目的别名，也即接待费），居然分给了33个人。他做“副总统”，有一笔钱可以来用的嘛，就是按规定他可以动用的钱。我们现在做“部长”也有特支费，做主管都有特支费，做连长也有一万块钱特支费。我父亲把钱全部分给这33个人。

这里面有些什么人呢，我一个一个去拜访，告诉他们这个钱要断掉了。其中有一个在大陆上做过省主席的，一生傲骨，绝不求人，一个人只身到了台湾，在卖烧饼。任何人给他帮助，都不接受，就我父亲给，可以接受。所以他这些部下对他没话讲，后来他没有这个力量，有些人保不住了，他也没办法，心里很痛苦。陈履安还记得，在父亲陈诚举行葬礼的那一天，前往台北市殡仪馆吊祭的民众络绎不绝。

陈履安：我还记得那一天，出殡的那一天，许多人自动地跪在路的两边，祭拜他。在那一天，好多从中南部来的老农民，跪在地上哭，哭了不走，那是40多年前的事情。那时候1965年了，台湾最热闹的一条街叫衡阳街。当时俞大维语重心长，很感慨地讲了一句话，他说：“辞修啊，这个时候走，在衡阳街下车了，我们都坐到个破牛车上面，辞修在衡阳街下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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