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总统”一句话不讲

孙立人案仅仅是一个序幕。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接班人的问题上，因为蒋介石之子蒋经国，陈诚与蒋介石之间的隔阂越来越深。陈履安说，父亲陈诚早已知道，蒋介石虽然对他委以重任，但是也早有意将继承人的重责交给蒋经国。早在1949年年初，蒋介石宣布下野时，他就作了深思熟虑的安排。一方面他任命陈诚为台湾省政府主席，同时又让蒋经国担任国民党台湾党部的书记。通过中央银行向台湾运送黄金等重要物资的事宜，也交由蒋经国负责。1949年12月，蒋介石败走台湾，在最艰难的时候，也是蒋经国陪在蒋介石的身边。

陈诚曾经回忆说，对于蒋介石而言，身处台湾，他只有两件最重要的心事，除了“反攻大陆”之外，就是传位于子。

陈履安：我想老“总统”早就要把权力交给经国先生。1935年，经国先生从俄国回到江西，就开始培养他。那个时代，老“总统”身边有个侍从室，权力很大，等于是个小组织，“党政军情”都在里面。

这些人都是谨言慎行的人，绝对小心，不对外讲话的，而且不求个人的名利，不做关系，当时像唐纵这种人在里面负责。慢慢地大家就感觉出来了，老“总统”要把一些权力交给经国先生，包括情报治安保卫单位，因为情报治安是耳目。唐纵他们都很懂事，所以这些老人慢慢就退掉了，权力就在经国先生手上。

那时候有一个关于情报方面的石排训练班，专门培养情报人员，是唐纵在培养，然后交给经国先生。经国先生一来，头三期的资历都不算了，从他开始重新培养。从这你就看得出来，老“总统”要把实际的权力交给他，一步一步来。这大家都知道的，那我父亲当然知道，但他不讲的。在蒋介石的授意之下，蒋经国曾和陈诚一起，负责国民党的改造，就此进入国民党中央委员会。1950年3月，蒋经国出任“国防部总政战部主任”，10年后，又升为“陆军二级上将”“国防部副部长”。随着蒋经国越来越接近权力核心，他与陈诚的关系也就微妙起来。

陈履安：经国先生始终没有说跟我父亲之间有什么不愉快，我父亲从来也不提。父亲那时候跟党的关系并不多，一直到台湾，他做了（国民党）副总裁，党里事他都不太管的。我父亲的性格是这样，你不交给他管，他就不管，他不过问的。

不过国民党的七中全会，还发生一件事情，那个时候很多党政的高阶层跟我父亲都有点关系，结果那次中央委员，25个人改成16个人，把跟我父亲有关系的人全拿下去了。

曹景行：常委？

陈履安：常委，中央常委。我父亲也不做声，就过去了。九中全会有一件事我父亲就蛮生气的了。这时候他还是“行政院长”，当时他的“部长”是李国鼎，还有陶声洋，居然都没有做到中常委，他非常不愉快。那个时候是经国先生在主动安排一切嘛，我父亲内心觉得，他一直没有什么事跟经国先生是敌对的。

但事实上，在政治上，你在那个位置上，你不离开，人家就上不来，你就变成一个目标了。哪怕经国先生不把我父亲当目标，他底下的人也迫不急待地要推。

很多这种事情出来，所以我父亲也懂，他要退，他不做了。可是辞职，（蒋介石）又不让他辞。这是他心中的一种苦闷，党部都不去了。

他有段时候非常不愉快。我们的老家人冉光营冉副官还记得，他讲，“副总统”时常跟我笑笑地讲，我们什么都不做，我们去耕田去，找一块田，耕田。我父亲很向往农村生活，但他这一生都没有可能。 “上焉者，处处要请示蒋先生，下焉者，要向经国低头……陈军人本质，一向发号施令，且以果断闻名，处此尴尬境遇，内心之苦闷，盖可想及。”

——江南《蒋经国传》尽管处境尴尬，但这都还不是什么大问题。在陈履安看来，父亲陈诚与蒋介石最大的冲突，是出现在蒋介石第二次连任“总统”的时候。

陈履安：第一次“总统”大选，在台湾的“总统”大选，没有问题，因为照“宪法”，老“总统”可以连任。但是第二次（连任）就有点问题了。第二次选举是1960年。

1959年就要提名了，依照“宪法”不能连任，怎么办？老“总统”不说,不提、不谈这个事情，你们看着办。时间越来越迫切了，我父亲就找了些大老来研商，因为他是“副总统”，要找大家研商，最后想出个办法：修改“临时条款”。把这个部署都做好了，报上去给老“总统”。老“总统”还是不讲话，就这样子，直到他当选了，一句话不讲。陈履安回忆说，1959年，“临时条款”经过修改之后，赋予“戡乱时期”“总统”无限期连任的机会。1960年，蒋介石再度当选“总统”，他依旧任命陈诚为“行政院长”，但是陈诚却已经心灰意冷。

陈履安：1960年7月，为了一件事情，我父亲很生气，他还在做“行政院长”，得到消息，说军中讲本来要加薪，“行政院”决定不加了，尤其军人不加薪。这对我父亲来讲，是打击他在军中的声望。何必呢！

我父亲很不高兴，就亲自飞到金门去，待在那里，不回台湾了。那时候媒体没现在这么发达，也没有什么报道，只知道他跑到金门去，这很不寻常。“行政院长”走了，辞职不做了，求他回来，不回来。后来张群秘书长亲自到金门，告诉我父亲，老“总统”要你回去，而且交代，一定要回去。念着革命的感情，还讲了一句话，难道要我跪下来求你吗？这个我父亲受不了，马上就跟张群一起飞回台北。回到台北的第二天，陈诚面见了蒋介石。在蒋介石开口之前，陈诚先向蒋介石作了一个道歉。

陈履安：先向老“总统”道歉，给他增添麻烦。老“总统”就讲了一段话，你以前跟胡適之、梅贻琦、王世杰，还有蒋梦麟，你们一起到中南部去，我就不放心。

老“总统”说跟这种人怎么能搞在一起？他（蒋介石）说，这是为什么我要连任的原因。他把连任的理由说成我父亲跟这种文人在一起。 1958年，胡適由美国回到台湾地区。他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把中国改造成为美国式的民主国家。早在1952年，胡適应台湾大学和台湾师范学院的邀请回台湾讲学，在和蒋介石共进晚餐的时候，他就要求蒋介石改良政治，多一点民主自由。

此番在“总统”竞选提名前回台，胡適就打算支持陈诚竞选“总统”，阻止蒋介石连任，他甚至公开说：“‘国大’即将召开，蒋先生应树立合法、和平、转移政权之典范，不应为第三任总统。”陈诚与胡適一向关系十分密切，胡適的做法让无意参选的他十分尴尬，只能沉默以对。在好友王世杰的劝说下，胡適才不再公开发表反对蒋介石的意见。

1958年陈诚六十大寿寿辰之日，他和胡適、蒋梦麟、梅贻琦、王世杰四人结伴南下旅行庆祝。当时人们把五人结伴南行一事，比喻为“汉惠帝和商山四皓”。“商山四皓”为秦末汉初避乱于陕西商县南山的四位隐士：东园公、绮里季、夏黄公、甪里先生。汉高祖死后，吕后专权，以汉惠帝为傀儡，“四皓”支持汉惠帝，力斥吕家势力。蒋介石后来虽然连任成功，但却对此事难以释怀。

陈履安：那时候他们称这四个人叫做商山四皓。我父亲是在 1958年过生日的时候，跟了他们这四位一起去度假，结果就被说成带来谋士，要来夺权。所以我父亲在日记里面很感触、很感叹，说老“总统”对我的期望还是很殷切，但是对我的疑虑实在是太深。

我想那时候我父亲就不想做了，说我本来就不要做，你一定要我做，跟这些人来往又有什么罪过呢？当然，胡適之先生他话也特别多。他告诉人家，等我父亲做“总统”，他就到台湾去定居。他行李都打包好了。

这个当然也使老“总统”不高兴，他不喜欢这些人。我父亲从阳明山下来，就真的不想做了，很灰心，不要做了。王世杰劝我父亲，这个时候不能辞。我父亲有很多这样的朋友，在关键时候会帮他忙的朋友，至于说劝他不辞是对是错，我们姑且不论。他们的理由很简单，说为“国家”想，不要搞僵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