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这一点，慢慢觉醒过来的林则徐其实是最清楚的。后来，他在遣戍新疆的途中，写了一封信给友人，信中他这样总结道——

彼之大炮远及十里内外，若我炮不能及彼，彼炮先已及我，是器不良也。彼之放炮如内地之放排炮，连声不断。我放一炮后，须辗转移时，再放一炮，是技不熟也。求其良且熟焉，亦无他深巧耳。不此之务，既远调百万貔貅，恐只供临敌之一哄。况逆船朝南暮北，惟水师始能尾追，岸兵能顷刻移动否？盖内地将弁兵丁虽不乏久历戎行之人，而皆睹面接仗。似此之相距十里八里，彼此不见面而接仗者，未之前闻。徐尝谓剿匪八字要言，器良技熟，胆壮心齐是已。第一要大炮得用，今此一物置之不讲，真令岳、韩束手，奈何奈何！（转引自蒋廷黻《中国近代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版）

别的暂且不论，单凭这一点，我们这位运气奇好的林大人就具有一种令人肃然起敬的“服善之勇”，犹然不失古君子之风。生活在21世纪的吾辈不必像蒋廷黻先生那样一味苛求贤者，说他一味明哲保身，明明看出了大清朝的疲弱所在，却“不肯公开提倡改革”，甚至说“他让主持清议的士大夫睡在梦中，他让国家日趋衰弱，而不肯牺牲自己的名誉与时人奋斗”，云云。须知，一个时代的人只能做一个时代的事情，林则徐作为一个慢慢觉醒的中国人，他不可能超越当时种种主客观环境的制约，做出更加惊世骇俗的大事来。毕竟，战后的林则徐还是说出了类似的心里话，虽然他是在私人信件里面说的，而且一再叮咛收信人不要对外张扬他的这些观点，但此举仍然弥足珍贵。与此相较，当世和后世那些顽固地认为英国人害怕林则徐，只要朝廷不将这位忠臣革职，不重用只会屈膝投降的奸佞小人，那么在鸦片战争中大清国必将完胜英国的论史者，其见识实在还远远不如当年这位迁戍新疆途中的年近60岁的老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