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从当时广东的军事实力而言，虽然林则徐充分考虑到了英国可能发动的军事行动，并为此而积极备战，整军修武，充实水师，加固炮台，举办团练。但其战略思想和军事实力与浙江的定海、宁波等地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别。就军事战略来说，无非是玩弄些“民心可用”的老教条；就具体的战术而言，也还基本上停留在中世纪冷兵器时代的水平，用郭廷以先生的话就是“所用武器不外弓、矢、刀、戟、藤牌、鸟枪、扛炮、喷筒”（见《近代中国史纲》，格致出版社，2009年4月第1版）。这些武备与沐浴着工业革命阳光的英国人的“船坚炮利”相比，根本不在同一个级别上。可以说，这些落后的玩意儿，英国人压根儿就没有放在眼里，自信“二艘军舰即可将其赶散”、“中国之敌外国不过纸上言语”。因此，从来就没有、也不可能有所谓的“惧林”之说。

上述的这个结论还可以由林则徐去职后，虎门大角、沙角炮台等岸基防御阵地的轻易失陷和广州的被围以及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广州的突然沦陷作为参照。如果说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广东各个海口的失陷可以归过于琦善等人的妥协和无能的话，那么，第二次鸦片战争那可是1842年之后将近20年时间内所发生的战事。按道理讲，彼时广州等地的防务应当比当年牢固多了，强大多了。但在英军的进攻之下，还不是轻易地就丢掉了省城广州，甚至连总督大人叶名琛都成了英军的俘虏吗？

我们实在不能不承认的是，以当时中国上层集团封闭落伍的对于外部世界的认知水平和中世纪的军事实力，无论是广东也好，浙江也好，直隶也罢，对于虎视眈眈挟着先进的西方文明而来的英国人而言，都是不堪一击，根本不在话下的“小菜一碟”。这一点已经被近代以来无数次中外纷争的结果所证实，自是毋庸讳言。因此，倘想在欧美列强环伺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谋求国家的独立和振兴，中国传统的那些老办法是万万不可能的了，非得痛下决断，洗心革面，别寻新法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