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继畲，字健男，号松龛，清乾隆六十年（1795年）出生于山西省五台的一个书香门第，同治十二年（1873年）去世。徐继畲在通过传统的科举制度踏入仕途之后，一度非常顺利，先后担任过广西和福建两省的巡抚，还曾经短暂性地署理过闽浙总督一职。众所周知，总督和巡抚这两个官职，在清政府的官员序列里，都是权倾一方、手握重权的地方大员。徐继畲能够混到这样的位置上，足见其拥有非同寻常的政治能力。

19世纪40年代，正值中国历史大转折的时期，徐继畲亲自指挥过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抗击英军的一些局部性的战斗。通过战争的强刺激，他敏锐地觉察到了中国所面临的崭新格局，内心里激起了一种强烈的了解外部世界的冲动。从此，他殚精竭虑、苦心孤诣地研究外洋的世界，终于在1848年完成了中国近代史上最早“开眼看世界”的著作之一《瀛寰志略》。

现在，谈起中国近代史上最早的介绍西方世界的书籍，很多人大都知道和徐继畲处于同一个时代的魏源的《海国图志》。但事实上，作为产生于同一时期的中国人了解外部世界的著作，就其思想高度和深度而言，《瀛寰志略》明显要高于《海国图志》。

首先，在看待外部世界的视角上，《瀛寰志略》大胆突破了老祖宗留下来的“华夷之辨”的老皇历。众所周知，当时的中国奉行的是“宗藩体制”，把整个世界看成是由中国主导、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其他国家都是没有文化、比自己明显低一等的野蛮之邦，是为“夷狄”。即使几次三番地被英夷、法夷等打得落花流水，满地找牙，但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仍然有人采用“精神胜利法”，不肯承认人家是和我们一样平起平坐而且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极大丰富的国家。因此，在鸦片战争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朝廷的文件里举凡提到西洋人，还是言必称“英夷”、“法夷”，就是不愿意叫人家作“英国”、“法国”。

即使思想开明如魏源者，也没有跳出这个窠臼。《海国图志》的宗旨是“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也就是说魏源所看到的只是洋人的船坚炮利，也就是被当时的清政府的官场所嗤之以鼻的“奇技淫巧”的部分。他主张学习洋人的这些长处，然后“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客观说，魏源能够意识到洋人在器物层面比我们优秀和先进，这一点的确难能可贵，但同时他仍然不肯承认洋人和中国人一样都是平等的人，所以还是没有跳出传统的处理中国和藩属国关系的那个“羁縻”的老套子。

只有到了《瀛寰志略》里，《海国图志》里的那种“冬烘气”才被一扫而光。在《瀛寰志略》里，徐继畲弃用“夷”这个字称呼英国、法国等国家，而是直呼其国名。这种平视的视角，显示出的是其对世界格局的新认识和新眼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