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除了大胆突破“华夷之辨”的窠臼，《瀛寰志略》最值得注意的是对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民主制度的深层认知，这集中体现在刻在华盛顿纪念碑上的那短短数百字之间。一位在那个时代担任一定级别的官员，能够有如此高远的眼光，其思想之超前真是令人击节慨叹！尤其是对美国政治体制的认识，他虽然没有明确主张中国应该加以学习，但徐继畲显然看出了人家和我们的皇权专制体制的不同之处，而且公开赞扬了这种制度的优秀之处。这一点的确可算作是惊世骇俗的空谷足音了。

须知，当时大清国思想界，实际上还是相当保守、封闭和落后的。究竟保守、封闭和落后到什么程度呢？这里仅举一例——鸦片战争前夕，当时为朝野上下所尊崇的大学者俞正燮在谈到洋人时，竟然顽固地认为：洋人的生理结构跟我们不一样，洋人的心脏有六个窍，睾丸有四个（转引自李敖相关著作）。在这样的氛围下，即使是魏源那样只看到西方的器物层面很是先进的皮毛之论，已经属于“大逆不道”，为大部分守旧派所人士不容，更不用说直接赞美美国政治制度的徐继畲了。当时，具有像他这样超前思想的人真正称得上是凤毛麟角，属于百分之百的特立独行的“异类”！

事实上，徐继畲的超前性还可以从他与两位晚清开明派人士的比较上体现出来。其一便是在晚清时期开风气之先的郭嵩焘。郭嵩焘是大清帝国的第一位外派公使。这样的一份在今天看来非常重要的美差，在当时却引动了天下士绅阶层的痛诋。郭嵩焘本人为此被他的湖南老乡咒骂为“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的“鬼使”。

然而，即使是这样一位先行者，当初在看到《瀛寰志略》里讲述英法诸国之强时，也以为有点过分。直到1876年出使英国，游历了欧洲之后，才恍然大悟地感慨：“徐先生未历西土，所言乃确实如是，且早吾辈二十余年，非深识远谋加人一等者乎？”

另一位是亲身领略了美国选举制度的黄遵宪。黄遵宪从1870年代末期担任中国驻日本使馆参赞，到1894年担任新加坡总领事，在国外居住了10多年，可算是那个时期对于外部世界有比较全面的了解的少数中国人之一。但就是这样的一位熟知当时世界情势的开明派人士，在1882年至1885年出任清政府驻美国旧金山总领事期间，却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对他所看到的美国的总统选举制度，做出了极为负面的评价，并将之写在了一首叫做《纪事》的五言长诗之中——

彼党讦此党，党魁乃下流。少作无赖贼，曾闻盗人牛。又闻挟某妓，好作狭邪游。聚赌叶子戏，巧术妙窃钩。面目如鬼蜮，衣冠如沐猴。隐匿数不尽，汝众能知否？是谁承馀窍，竟欲粪佛头？颜甲十重铁，亦恐难遮羞。此党讦彼党，众口同一咻。……乌知选总统，所见乃怪事。怒挥同室戈，愤争传国玺。大则酿祸乱，小亦成击刺。寻常瓜蔓抄，逮捕遍官吏。至公反成私，大利亦生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