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应当说，在晚清王朝最后十多年的政局中，端方是一个不能被忽略的重要人物。此人出身自满洲八旗之一的正白旗，属于根正苗红的“八旗子弟”，是满清王朝的顺理成章的接班人。但他虽为满洲旗人，却中过“举人”的功名，本人能诗善文，尤爱收藏金石碑版，是晚清时期著名的金石学家。仅凭这一点，端方就远高于他那帮子浑浑噩噩的满族同僚。

对于端方这个人，时人郑孝胥的评价甚高。郑孝胥曾经把他和当时大名鼎鼎的当朝大僚张之洞、袁世凯、岑春煊做了一番比较，有过“袁世凯不学有术，张之洞有学无术，岑春煊无学无术，端方有学有术”的评语。虽然此话传到张之洞耳朵里后，张之洞一笑了之，说端方“不过搜罗些假碑版、假字画、假铜器，谬附风雅”而已，但端方的“小有才”还是被大多数的野史笔记作者所承认。

和当时的大多数满族贵戚一样，端方在官场上的升迁速度是非常之快的。1898年也就是大名鼎鼎的戊戌年，他还只是一个道台，但四年之后的1902年，他已经接替张之洞为代理湖广总督。其后，先后担任闽浙总督、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成为一方响当当的封疆大吏。

所谓“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更何况是位极人臣的端方呢？据时人记载，端方为官也有其贪渎的一面。一些笔记中说到他在湖北和江苏担任督抚时，“日以纳贿为事”。不过，端方总是有些水平的，即使是“纳贿”也是很隐蔽和很有创造性的。譬如，其在江苏任巡抚时，曾规定凡是下属晋见时带门包者，一律和盘托出，改作公用。乍看起来似乎很廉洁，岂不知那些由此而不带红包者，端方对其都不甚感冒，百般刁难；而那些留了些心眼，于归公的门包之外，还带着另外的门包在晋见时趁机呈上的官员，端方则“面有喜色”，对之褒奖不已……从这个事例中是很可以看出些端方为人处事的风格的。

然而，端方尽管贪渎，但实话说，他实在不是一个只知贪渎的庸吏，相反倒是一个难得的能够开创些新局面的能吏。和他的那些满族同僚比起来，他的思想极其开通。还在那场轰轰烈烈的“百日维新”运动中，即因为拥护维新派，而差点遭到日后的清算。只是因为他写了一首《劝善歌》奉献给慈禧，再加上荣禄等人的帮助，才勉强得脱。后来，经过庚子国变联军入都的强刺激，慈禧等满洲宗室被迫重新开启维新变法的大门，力推新政。端方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清政府1905年出使考察西洋政治的不二人选。这次难得的人生际遇，使他有机会得以零距离地接触中国之外的另一个全新的世界，成了他整个官宦生涯的一个“华彩乐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