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此种情势，我们完全可以从魏源逝世10多年后的一次外交事件上看出些端倪。1876年，清朝政府破天荒地向英国派出了中国第一位驻外公使郭嵩焘。令人大感意外的是，这种国际通行的做法，却立即在天朝上下掀起了巨大的波澜，清廷内部不少守旧的王公大臣与“名士”纷纷将矛头指向了履行公务的郭嵩焘。

郭嵩焘出使英国的消息传到其故乡湖南后，当时的超级“国学大师”王闿运甚至编写了一副极为尖刻的对联来羞辱他：“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见容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据称，在湖南长沙准备乡试的考生，不仅烧毁了郭嵩焘修复的玉泉山林寺，还扬言要捣毁他的住宅，开除他的湖南省籍。郭的老友刘坤一也质问他：“何以面目归湖南？更何以对天下后世？”（余世存编《非常道——1840—1999的中国话语》，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1版）

要知道，郭嵩焘出使英国的年代已经是在两次鸦片战争之后了，一般的大臣对“洋务”都有了些起码的了解。其时，专门负责与洋人打交道的总理衙门也已经成立有些时日了。应当说，比起当年魏源辑录《海国图志》时所面临的外部环境，显然要好得多。但就是在这样的局势下，“郭嵩焘出使英国”的事件，却仍然在天朝内部激起了如此强烈的反响，由此可证魏源当年辑录《海国图志》所面临的巨大的外部风险。搞不好的话，万夫所指，身败名裂，云云，绝对不只是理论上的一种推演。

大概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当年一度十分高调地主张“剿夷”的林则徐，在到了广东与洋人具体地打过几次交道之后，虽然顿悟到中国正面临一个前所未有的、即使“岳韩复生”也不是人家对手的强大敌人，非有一番改进不可的道理，但是，他还是非常不希望将他的这种真实思想告诉国人。宁愿牺牲国家的整体利益，也不愿意“冒天下之大不韪”，将这层“窗户纸”戳破，以免损坏了他在全国官绅中的良好形象。

其所以如此，乃是因为在我们中国的文化中，因袭旧制、不愿变革的苟且之风实在过于浓厚，大家都愿过一种按部就班的生活，即使面临危机，首先想到的也是搪塞，而不是振作。因之，在魏源辑录《海国图志》的年代，中国虽然遭受了鸦片战争之败，但是举国上下，并没有认真反思这次战争失败的深层次原因，而是一股脑地将战败的责任归结到了琦善等几个所谓的“汉奸”的头上，以为鸦片战争的失败就是因为朝廷重用了主张“议和”的投降派，而罢黜了主张强硬的林则徐等主战派。其言外之意不言自明：倘若像林则徐那样一味地强硬下去，战胜英国自是不在话下。鸦片战争所带来的巨大教训就这样被轻轻地敷衍掉了。而由于缺乏深刻的反思，“天朝大国世界第一”的观念仍然占据着主流思想的霸主地位，绝大多数人根本没有意识到古老的中华民族遭遇到的乃是“三千年来未有之变局”。更没有几个人愿意以此为契机，认真地研究一下中国之外的精彩世界。于是，全国的读书人仍然在“子曰书云”的道路上蹒跚而行，对于外部世界仍然是一无所知。即使是掌握这个国家金瓯重器的清朝大员，对于世界知识也是懵懂无知得厉害，甚至有的人顽固地否认这个世界上还有“西班牙”、“普鲁士”等国，冠冕堂皇地向慈禧皇太后报告说，这是英国人为了讹诈中国而胡诌出来的国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