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车铁路”悄然开张

在吴淞铁路被拆毁之后不久的1879年，世界上最早的电气化铁路在德国出现，这标志着不断发展的铁路运输事业进入到了一个全新的时代。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却是，在古老的大清国境内依然找不到一寸铁路的影子。

转机出现在1880年12月3日。这一天，前直隶提督刘铭传在李鸿章等人的支持下，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向清廷上《筹造铁路以求自强折》，请求试办铁路。

在这份奏章里，刘铭传以俄国和日本为例，说明了铁路对于富国强兵的重要意义，雄辩地指出：“自强之道，练兵造器固宜次第举行，然其机括则在于急造铁路。铁路之利于漕务、赈务、商务、矿务、厘捐、行旅者不可殚述，而于用兵一道尤为急不可缓之图。中国幅员辽阔，画疆而守，防不胜防。铁路一开，则东西南北呼吸相通，视敌所驱，相机策应，无征调仓皇之虑，无转输艰阻之虞。合我国二十二行省，联为一气。从此裁兵节饷，并成劲旅，则一兵可抵十数兵之用，而权操在上，又不为疆臣所牵制。所以立自强之基础者在此，所以杜外人之觑觎者亦在此。”

刘铭传递给清廷的这份奏折不啻于是一声春天里的惊雷，立即引起了朝野上下一片哗然。虽然刘铭传获得了李鸿章等少数洋务派大员的支持，李鸿章甚至立即上奏明确表示：“处今日各国皆有铁路之时，而中国独无，譬如居中古以后而屏弃舟车，其动辄后人也必矣。”但反对的声浪还是占据了上风。

有个叫周德润的御史向朝廷进言指责道：“铁路之说，刘铭传倡于前，李鸿章和于后，是直欲破坏列祖列宗之成法以乱天下也。”这位周御史祭起了中国古代的圣贤吹嘘说：“自昔圣人刳木为舟，法斗为车，此即机器之权舆。迄后周公作指南，孔明作木牛、流马，皆仿其意而小用之，不肯尽器之利者，愿欲留此余地以役吾民而养吾民也。闻泰西诸国专尚机器，如织布、挖河等事，皆明以一器代数百人之工，暗以一器夺数百人之业，夺之不已，又穷其巧而为铁路，非外夷之垄断哉？”

周御史得出结论说：“铁路行之外夷则可，行之中国则不可。何者？外夷以经商为主，君与民共谋其利者也；中国以养民为主，君以利利民而君不言利者也。议者欲以铁路行之中国，恐捷径一开，而沿途之旅店，服贾之民车，驮载之骡马，皆歇业矣，是刮天下贫民之利而归之官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