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原人》是讲人生的。冯友兰把人的种种精神世界概括为4种境界：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实际上，这也是精神境界的4个层次，天地境界是有哲学的修养的人所得到的最高的一种境界。在《新原道》里，冯友兰把这“最高境界”进一步阐释为“极高明而道中庸”，并认为这就是中国哲学的基本精神。所以，此书的英文版书名就叫《中国哲学之精神》。最后一部《新知言》是讲哲学方法论的。在它的“自序”中写道：“承百代之流，而会乎当今之变，新理学继开之迹，于兹显矣。”可见，冯友兰对自己的《贞元六书》所构筑的哲学体系充满自信。

冯友兰的《贞元六书》尽管还有一些问题和缺陷，但它却已经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和成熟的哲学体系，冯友兰作为哲学大师的重要地位也为世人所公认。 

抗战胜利后，冯友兰携全家人回到北平。不久后应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邀请前去讲课。他在美国期间，国内开始了大规模的内战，国民党政权颓败垮台的趋势已十分明显，冯友兰却在这时选择了返回祖国。1948年，他回到北平，后担任清华大学校务会议临时主席。北平解放前夕，许多人纷纷南逃，但他选择了留下。自此，他开始了自己人生的第四个阶段。

解放初期，冯友兰的地位上上下下，很有些跌宕起伏的味道。他先是被北平军管会的文化接管委员会任命为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后来吴晗作为军代表来校主持工作；不久后文管会又任命周培源为校务长，冯友兰为文学院院长；在紧接着公布的校务委员会名单中，冯友兰为校务委员。但是，没过多久，冯友兰却辞去了文学院院长和校务委员的职务，具体的原因，据说是有人向他暗示，认为他的思想与党不合，因此他只有主动辞职。他的辞职报告很快就被批准了，同时华北高教委还有一段批示：“冯友兰……准仍以教授名义任职，应好好反省自己的反动言行。”这是1949年9月初的事情，不久后，他与夫人任载坤到北京郊区参加土改工作。1951年，他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代表团成员出访国外，似乎是“升”了一下；但回国后就赶上“忠诚老实交代清历史”的运动，再三“自我检查”才勉强过关，被“免予处分”。此后不久，全国高校院系调整，他重返北大，被分配到哲学系，定为“四级教授”。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他住进了燕南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