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有这么一种说法：

1895年，杨度入京会试。这年 9月，康有为组织强学会，袁世凯经人介绍，加入其中。而杨度落第后，也逗留北京，经常去强学会帮忙，听演讲。这时的杨度早就读过康有为的著作，对康有为很是景仰。一天，杨度等人在松筠庵（当时是强学会人员经常活 动的一个场所）听罢演讲，还不过瘾，不肯散去，又与同伴们继续讨论。当时天气寒冷，大伙议论国事，热血沸腾。杨度当场当掉了自己的一件皮袍，请大家聚餐；又用剩下的钱请伙计买来爆竹放，替灾难深重的中国冲冲晦气。这一豪举惊动了袁世凯。袁派人替杨度赎回了皮袍，并对杨度表示十分钦佩。从此杨度与袁世凯结下了不解之缘。

故事很动人，也符合我们对杨度的希望。遗憾的是，这是文学家的想象，纯属虚构。这时的杨度虽然参与了公车上书，但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没有特别的交往，也不曾读过康有为的那些经学著作。否则，至 1898年春天，杨度北上京师，途经长沙，拜会梁启超，就不会对梁启超“颇不以为然”了。同样， 1895年的杨度，与袁世凯之间也没有交往。总之，这一年，于国家是个重要时刻；于杨度，实在是平淡无奇。若说真有什么值得记一笔的话，那就是，他正式投入王闿运门下，成为王门弟子，这对他的一生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只因为，这个王老师，非同寻常！

王闿运（ 1832-1916），字壬秋，一字壬父，湖南湘潭人。因自题所居曰“湘绮楼”，学者称其为“湘绮先生”。王闿运是大才子，词章才华，一世倾倒。有道是：天下才人多而学人少，诗人多而才人少，说的就是比起单纯地发抒性灵来，学问尚须刻苦钻研，更难成就。难得的是，王闿运并没有停留在吟诗作赋上，他还是淹博的学问家，于《尚书》、《诗经》、《礼》均有研究，于《春秋公羊传》深造自得，按一般的说法，是晚清公羊学大师。王闿运曾经应四川总督丁宝桢之邀请，入川主持名校尊经书院，培养弟子无数，其中有一个弟子叫廖平，就精通公羊学。又据说康有为曾经问学于廖平，才有了那些惊人的发现。所以，说起来，王闿运可以算是康有为的太老师。杨度年幼时便以其文才引起了王闿运的关注，被王闿运许为“神童”。光绪十四年（ 1888）戊子七月十七日，王闿运在日记中记载：“为杨生改文数篇。 ”这时杨度不过十三岁。杨度自编部分诗词目录中有作于辛卯（ 1891）的《谒王湘绮先生留宿山庄》、《怀王湘绮先生》等。可见两人相识很早。 1895年杨度会试落第，正逢伯父杨瑞生调任南阳镇总兵，杨度便和妹妹回到湘潭。这一年，他正式拜入王闿运门下，追随王闿运学习经史之学，可谓得晚清公羊学之正传。论辈分，杨度是廖平的师弟，是梁启超的师爷，整整高了两辈。论年龄，则杨度比梁启超还小两岁。正是因为这层关系，杨度看到梁启超讲《春秋》公羊学却不提自己的老师王闿运时，指责他数典忘祖；杨度认为梁启超所讲的《春秋》学不是正宗的，自己的学问才是正宗的，颇有些看不起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