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说明，至少在与弟子的言谈中，王闿运是经常披露自己早年的抱负和实践的。所谓帝王术、纵横术云云，至少不是空穴来风。

多年以后，杨度在挽恩师的联中，就有“平生帝王学，只今颠沛愧师承”之语，可见王闿运的这门学问对杨度一生都产生了影响。

让我们回到本书的开头。当时务学堂成为维新之渊薮、梁启超成为青年之领袖之时，杨度，这个虽然来自湘潭乡下，却是出自 晚清大儒、大纵横家王闿运之门的年轻人，是如何看待这一切的呢？ 1898年春，杨度北上京师会试，途经长沙，向朋友打听眼下省城谁最有名。朋友告诉他康长素的弟子梁卓如。杨度正想了解一下康长素的学问，于是到时务学堂走访梁启超。没想到，一番交谈下来，发现梁启超实在是欺世盗名！怎怪他有心驱逐梁启超？

几天后，又碰上省城里的维新组织南学会开讲。这个学会原本是湖南维新派有鉴于亡国危险迫在眉睫、谋求自救自保之道而成立的，学会的主要宗旨是进行思想启蒙，以“开濬知识，恢张能力，拓充公益为主义”“以同心合力振兴中国为务”，会长为湖南经师皮锡瑞，会董（议事会友）则是熊希龄、邹汉勋等人。南学会的主要活动一是定期集会诸人演讲，演讲内容分学术、政教、天文、舆地四门；二是设藏书楼供会友借阅。

起初，杨度不知南学会的宗旨，一听大意，表示赞同，以为“未为大谬”。可是，有两件事使杨度对这个南学会兴趣全无：一是南学会的开讲时间仿照洋人做礼拜，每七天一次，一个月有四期；二是南学会开讲，居然没有请王湘绮！以杨度的眼光来看，王闿运才是顶尖人物！离开了硕学通儒，还能讲出什么名堂来？用他的原话来说，就是：知其儿戏矣。 言外之意，南学会“讲学而无湘绮，”不过是一群无知少年在胡闹！“遂不往与”，与这次风云活动擦肩而过。

如果不是《杨度日记》的发现，可能至今我们都无法准确地把握杨度在戊戌年间的真实想法。几年之后，杨度唱响一曲慷慨激昂的《湖南少年歌》，激励了多少热血青年的心！以此倒溯，戊戌时期的杨度怎么着都应该是一个维新人士吧？在一些学者的笔下，如吴相湘的《民国政治人物 ·杨度》一文中，正作如是观。吴先生说：各方面均希望获得王（闿运）的合“其时正值湖南推行新政，作。湖南巡抚并有意请王之长子率学生赴日本留学。其他官绅学人更常与王接触。王于此种种又多与杨商讨，因此杨有良好机会获知新政新学，对于他的思想甚多新启示，更形成他经世致用舍我其谁的壮志。 ”衡之以事实，吴先生的想象不免过于大胆。各方面希望获得王闿运的合作之事或许有之，但当年王闿运于新政新学作壁上观，有“新学鬼话一络流”的讥刺之语，又如何会与杨度商量新政新学？杨度于湖南维新运动，充其量是个围观者。

杨度坚信只有王老师的帝王学才是应世之正道。那么，在晚清这个历史大变局中，这门古老的学问能发挥作用吗？它对杨度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