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度与嘉纳治五郎四次论辩的内容，最后以《支那教育问题》为名，刊载在梁启超主办的《新民丛报》第 23、24号上，后来还出版了单行本，在留学生中影响甚大。后来成为毛泽东的老师、岳父的杨昌济就对杨度的言论推崇备至，因为它“议论透彻”。还有来自其他省份的留学生，也深受启发。

踏上东瀛，举目皆新。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正显示出勃勃生机，吸引了这些中国士大夫。杨度在自己学习的同时，深感有必要把新思想、新文明、新学问输入到国内，于是集合同志，与湖南留日学生杨毓麟、樊锥、梁焕彝、黄兴等办起了一份刊物曰《游学译编》，开留学生创办杂志之先河。

杨度亲自撰写《游学译编序》，为该刊确立了栏目和指导思想。杨度说：今天，外国人诃我中国，不是说它是“老大帝国”，就是说它是“幼稚时代”。所谓老大帝国，是指中国立国数千年之久，而今之政治学术，不但不比古代更胜一步，而且有日益衰退之势。所谓幼稚时代，是指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但程度比欧美差了千万倍，比同洲的日本也差了上十倍，想学习他人却不知向谁学习。杨度认为，老大与幼稚是对立转化的。以日本人而论，它由汉学变为欧化主义，又由欧化主义变为国粹保存主义，方针虽变，进步未已。日本维新三十年，何尝不是日日视欧美之进步为进步，振起直追、唯恐不及？我国是东洋文明的老大、西洋文明的幼儿，应乘此迎新之时机，转变为地球上最少年的国家。中国应不以老人而自尊，不以幼稚而自弃。我们编译这本杂志，就是为了“扶植老大、培植幼稚”服务的。在如今这个时代言救国，应从人人做起，人人自励、人人自兢，先使自身的学术日日进步，译者与阅者互相切磋砥砺，共谋进步，游学与不游学者互相期望、共同进步，这样，举国国民学术既进，共同谋划一国之政事，日日进步，一跃而与日本齐，再跃而与西洋各国齐。

为达到促进国民学术进步的作用，杨度决定《游学译编》的编辑方针为不著论说、杂采书报、不美装潢，杂志分设学术、教育、军事、实业、理财、内政、外交、历史、地理、时论、新闻、小说等十二栏目。十二栏目的设置背后都包含着对救国之术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