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另外有一种莲花式香炉则是装饰莲花的炉盖同多足炉的合二为一。炉身的式样，源自两晋南北朝常见的一种多足香炉——或三足或五足，尺寸很小，多带承盘，连盘通高不超过十厘米，如江西南昌县莲塘镇出土的南朝青瓷五足炉14（图1-5-1）。江苏丹阳胡桥宝山南朝墓室砖画中有手捧此炉的仙人，香炉里冒着的轻烟也刻画得很清楚15（图1-5-2）。隋唐沿袭此式，而常在炉足上面增加繁复的装饰，比如兽面，比如力士，洛阳李楼下庄出土的初唐三彩五足炉可以为例16（图1-6）。大约与此同时，为这种样式的香炉加一个覆钵形的盖并在炉盖上面装饰莲花，也成为风气，此在敦煌壁画中极常见，实物的例子也不少，著名的一件鎏金莲花纹五足银香炉出在陕西扶风法门寺地宫（图3-15）。同出又有高圈足银香炉一件，出土时，炉盖贴着签封，墨书标其名为“大银香炉”（图3-16-1）。又一件银香炉失盖，炉底錾文有“五十两臣张宗礼进”17（图1-7）。三件香炉都把莲花作为装饰纹样，一、二两例炉盖、炉座饰莲纹，盖钮作成莲花苞，出烟孔也凿成莲瓣式的小洞眼。末一例在炉座上面錾刻覆莲纹。在佛教艺术的渗透中，香炉完成了意象与造型风格的转变，各式莲花香炉便是新风之一，并且由于香宝子的出现，而又有了新的创造。

使用茅香的时代，备用的香料多放在竹笥里。长沙马王堆一号西汉墓出土的木楬中有一枚其上墨书“葸（蕙）一笥”，出土的竹笥也正有一件里面装满条理成束的茅香根茎18。但捣罗成末的龙脑、苏合诸香，却不宜存放在这一类容器里。湖北鄂城三国墓出土一件双叠式青瓷熏炉，下为双耳鼓腹撇圈足之器，上则一具有器盖、无器底的镂孔瓷笼，其腹间又特别作出一个小圆筒（图1-8）。上器出烟，下器容炭火，而附在炉间的小圆筒，便很可能是用来盛放香料19。以后，香末又依各种配方调制成香丸或香饼，它与香炉配合放置，也有了专门的容器，其时器有专名，名作香宝子，简称香宝或宝子。敦煌文书中记有“铜香宝壹并盖”，“鍮石香宝子贰”20；《敦煌变文集》卷四《降魔变文》描写舍利弗与劳度叉斗法中的“风树之斗”，云“六师被吹脚距地，香炉宝子逐风飞”21，都是很明确的例子。这一名称也保存在《宋史》与《金史》的《舆服志》里22，如《宋史》卷一四九《舆服一》，曰政和三年议礼局更上皇帝车辂之制，其中说到“香匮设香炉，红罗绣宝相花带香囊，香宝”。旧题南宋马和之绘《孝经图》，中有一幅即在辂中案上以中间香炉、两边宝子一字排放，可以为证（图1-9）。此前最清楚的一个实例，见于法门寺塔地宫。前举鎏金莲花纹五足银香炉即出在地宫后室靠中部的位置，香炉两旁，则是一对鎏金人物纹银香宝子23（图1-10、图1-12）。香炉炉底铭文云“咸通十年文思院造八寸银金花香炉一具并盘及朵带鐶子全共重三百八十两”（图1-11），而立于地宫前室门外的《衣物帐碑》，记有“香炉一副并台盖朵带共重三百八十两，香宝子二枚共重四十五两”24。可知香宝子一对与此件香炉正是香具一组。此外一个确凿的证据，是地宫中佛指舍利八重宝函中的银鎏金宝函与纯金宝函纹饰也恰好刻画着香炉两边的一对宝子，与地宫出土的实物若合符契25（图1-13、图2-3-2）。宝子与香炉配合放置的情形，大量见于敦煌壁画。香炉和宝子的位置，在壁画里也已经比较固定，即多半置于佛座前面的香案上，中间香炉，两边宝子。宝子的形状不止一种，莫高窟第九窟的一幅白描图中，所绘香炉两旁的宝子，式样与法门寺所出最为相近26（图1-14-1），此图时属晚唐，也与法门寺出土器物的时代大体相当。又敦煌发现的唐咸通九年《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卷首图，佛前香案上的香炉和宝子，形制亦与法门寺所出者相似27，且二者乃同一时代，正好可以互证28（图1-14-2）。敦煌莫高窟时属唐代的壁画中，又大量出现一种把宝子与香炉合为一器，且组合为莲蕾与莲花的图像。如莫高窟第217窟北壁观无量寿经变（初唐）（图1-15-1），第103窟东壁维摩诘经变（盛唐）（图1-15-2），又第360窟北壁药师经变（中唐），第196窟南壁金光明经变（晚唐）29，等等。此外的唐代绘画作品中也不乏同类的形象，如法国吉美博物馆藏唐代绢画《刘萨诃与凉州瑞像》中所绘30（图1-16）。宝子或如鼓腹的细颈瓶，左右对称坐在莲花台；或如待放的花蕾，一左一右擎在香炉之侧，与中央承香炉的莲花都可以成为自然和谐的搭配。此后的辽代作品中，也有与之意趣相同的形象，如山西应县木塔中发现的《炽盛光九曜图》以及同出的辽刻《妙法莲花经》卷中之图，佛前香炉，也是莲花托上香炉与宝子的组合31（图1-1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