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并不是现实中不可能存在的设想，从图案表现的结构来看，它是符合制作要求的，并且敦煌文书中正有关于此类香炉的记载，《咸通十四年敦煌某寺器物帐》记有“大金渡（镀）铜香炉壹，肆脚上有莲花两枝并香宝子贰及莲花叶”32。其形容与图像所见适相符合，而明确列于点交器物的清单，自属实有之物。

如此匠心，实应追溯到此前的北朝造像碑。如保利博物馆收藏一件北魏正始四年法想造弥勒三尊像，其底座背面所刻博山炉，下有高高的两重覆莲座，两重覆莲之间，分别装饰出枝叶，且两边各有一枝飘然上举33。时代稍后，河南荥阳峡窝乡北周村出土的东魏周元熙造像碑，装点在博山炉覆莲座上的荷花、荷叶，更为繁丽，值得注意的是，两边又分别擎出一枝如深杯一样的莲蓬34。接着，在东魏骆子宽造像碑，莲蓬变成杯状器物35。与此同时，在另一方造像碑中，香炉两旁莲梗托起的，便已经是一对宝子36。此后的北周，也有同样之例，如保利博物馆收藏的一件时属北周的释迦造像碑37（图1-17）。同类的图案并且一直延续到唐代，如今藏法国卢浮宫的一幅唐代彩色麻布画，画面上端绘对凤，下端绘对狮，狮子中间的一座香炉，同样是以艳丽的三朵莲花捧出香炉和两边的一对宝子38（图1-18）。

不过从渊源上说，这种构图的意匠是来自印度。如修建于公元前一世纪的巴尔胡特大塔栏楯所刻二象灌顶图39，又如公元前后陆续建成的桑奇大塔塔门雕刻中与前者寓意相同的佛母摩耶夫人图40（图1-19）。而这样的构图很早便传入中土，湖北武昌莲溪寺吴永安五年校尉彭卢墓中出土一件马鞧带上的铜饰，铜饰中间一朵莲花，上立菩萨装佛教造像，莲花两边对称装饰一对花蕾41（图1-20）。虽构图极简，却已略具其意。发现于四川成都的南朝造像石中，则有构思与印度之例完全相同、唯在局部稍作改变的作品，如编号为H1：6的一件，造像石底端的覆莲座上擎出三枝莲花以承三佛，伸展于两侧的莲茎则分出一对小枝，枝上莲花各坐化生童 子42（图1-21）。据其中有纪年者推知，这一批造像石作于六世纪初，与前举之北朝造像大抵同时，可知来自印度的影响，及于中土南北，而北朝艺术家将一对宝子与一件香炉配合放置的图像嫁接在这一类对称的图形上，一种新型的莲花香炉便诞生了。只是迄今为止尚没有发现它的实物，不过莲花香炉的变体，即一种用于手持的莲花鹊尾香炉，却有不止一件的实物遗存，当可作为一个有力的旁证。鹊尾香炉，南北朝时多见于中原地区的石窟寺及北朝造像碑，最早的一例目前所知见于甘肃永靖炳灵寺石窟第169窟十六国时期的西秦壁画43（图1-22）。但南朝作品中也偶见此器，如江苏丹阳胡桥宝山吴家村南朝墓出土的一方羽人戏龙画像砖，羽人手中所持即为鹊尾香炉44（图1-23），当然这是属于道教艺术中借用的一例。鹊尾炉又名柄香炉或手炉，它也有与之配合使用的宝子。对此类香炉，释典中本有所形容，释道诚《释氏要览》卷中“手炉”条引《法苑》曰：“天人黄琼说迦叶佛香炉，略云：前有十六狮子、白象，于二兽头上别起莲花台以为炉，后有狮子蹲踞，顶上有九龙绕承金华，华内有金台宝子盛香。佛说法时常执此炉，比观今世手炉之制，小有仿法焉。”45形诸文字，或不免增饰丽辞，不过基本形制仍可明白，即柄的前端有莲花承炉，柄的后端有狮子为镇，柄上另有花托承宝子。它的图像，现知最早出现于敦煌壁画，时属隋末的莫高窟第380窟北壁降伏火龙图，其中一位菩萨手持鹊尾香炉，炉柄上正有一个鼓腹细颈的香宝子46（图1-24）。又四川广元时属初唐的第28号大佛窟，窟内一佛二菩萨二弟子，弟子迦叶手中所持也是同样形制的一柄鹊尾炉（图1-25-1）。相同的形象又见于广元千佛崖第34号龛，香炉乃供养人手持，龛有天宝十年题记47（图1-25-2）。此外日本法隆寺藏玉虫厨子，其须弥座彩绘有二僧手持柄香炉的形象，香炉柄上也带着宝子（图1-26），玉虫厨子为推古女皇时物，时代相当于隋至初唐48。不过这里举出的数例，香炉的炉身仍如此前已经多见的高足杯式，而并没有制成莲花形，但它却显示出宝子可以采取这种方式安排在鹊尾炉上。更清晰的图像，见于河北宣化下八里辽墓壁画：俯偃的一片荷叶作底，亭亭秀出的一茎莲花作炉，又有一枝待放的花蕾，三枝结为一束，作成香炉的长柄49（图1-27-1）。几乎完全相同的形象，又出现在山西朔州崇福寺弥陀殿东壁中铺的金代壁画，释迦牟尼一旁胁侍菩萨手持的一柄即是一例，香炉当心处尚有一枚焚燃着的香丸50（图1-27-3）。它与莫高窟第380窟的鹊尾炉自然是一脉相承，与释典中的描写也大致相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