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我得承认，今天下午的会议却使我觉得有点难熬。讨论的问题与本系关系不大，也许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我好几回发觉自己的思想竟在开小差。有一次，副校长不无突兀地问了我一句：“科尔曼，您看怎样？”我猝不及防，只得请他把问题重说一遍。我发觉有几位同事望着我，眼神颇有几分诧异。在那之后，我决心不再让人看出我的思想不集中，便强迫自己注意议题的每一细节，时而提出一两个问题。糟糕的是，有一次我竟然问到了不相干的事情上；我没有弄清讨论的中心。尽管马塞逊每次开会都要出这样的岔子，可是看到我这回竟也出了错，他自然很有些幸灾乐祸。他假作关心地微笑着，身子往前靠了靠，随口说道：“恐怕科尔曼对我们讨论的问题还没有弄清楚吧。”我当然很难堪，脸一下飞红了——我人不胖，平时并不容易脸红——他望了望我，又微笑了起来。不过，尽管他这样厚着脸皮来找茬儿，我自信能克制住自己，我没有理睬他。在散会的时候，副校长伸手挽住我的胳膊——我很不喜欢这种动作——一脸的虚情假意显而易见，他说：“科尔曼，有空吗？我想找您聊一会儿呢，到我那里去坐坐，好吗？”

我同意了，不过并没有学他的样，模仿着年轻人那种随便的口气来说话。照现在的标准来看，作为副校长，雷诺克斯并不特别年轻；不过他总比我小十岁。我有时觉得，或许正是由于我比他年纪大，才使他在礼节上找不出恰如其分的方式来同我打交道。

我们走进了他的房间。他坐了下来，摆出一副随便聊天的神气，还向我敬了支烟；不过，照理说，他早该记得，我这个人在晚饭前是不抽烟的。

他先问了几个有关系里事务的官样文章式的问题，我明白，这不过是引子罢了。随后，他俯在办公桌上，朝我凑过身来，两眼紧紧地盯着我——他一定以为自己脸上那副表情是够“诚恳”的了，他说：“科尔曼，今天下午您像是累了。”

“真的吗？”我说话的语气尽量不露出我的不满——我认为他这句话过于唐突。如果说我是累了，那么这些年来，巴克和马塞逊又怎样呢？不过，我还是一如平常，耐住性子看他还有什么话要说。

他若有所思地瞧了我一会儿，然后说：“您知道吧，科尔曼，学校里像您这样老资格的教授，大概就只有您从来没有请过假了。”

“我到这里三十一年了，既没请过病假，也没有用过七年一次的休假年，”我说，“平时的假期已经够我休息，够我搞些学术研究了。”我口吻中确有几分自负，我想这并不过分。

“不错，”雷诺克斯说，“真不明白您是怎么支撑得住的，真是超乎常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