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点也不，副校长，这并没有什么超乎常人的地方。这些年来，我既不觉得自己的工作轻松，也不觉得它繁重得无法承受。幸运的是我一向没有什么病痛；因此我总认为，只要一个人身体健康，就应该能够——”

“对极了，”他打断了我的话，似乎是想把这个话题岔开，“不过问题是，科尔曼，很少有人能像您这样三十年如一日地工作，既不到外地换换环境，也不请病假，学校里就只有您一个人从来没有离开过自己的工作岗位。”

“我希望自己将来也能如此，”我不无兴奋地说，“目下学术界有一种风气，我实在不敢苟同——发疯似的乱跑，周游世界，到处讲学，教授实际上成了——”

回想起来，我当时一定生了气，说话不觉有点过了头；否则我是不会使用“发疯”、“乱跑”这类苛刻的字眼的。不过就在这时，他又打断了我的话，像是要防止我说出什么毫无必要的过头话来。

“是的，您有您的看法，”他说，“有人认为外出旅行，应邀出访讲学于工作有利。您从不外出，可是工作却无可挑剔。不过，科尔曼，您和我都明白，世上除了工作之外也还有别的事能使人身心交瘁呢。”

听到这句话，我突然明白了他的意思。那么，这五分钟“闲聊”的目的即在于此了——他找我是要谈杰里米的事。

“您的意思我明白，副校长，”我说——没有必要坐在那儿等他先开口了，“您指的是我儿子，对吗？”

他定定地瞧了我一会儿，我知道，他那种沉着的眼光常常只是为了要打动别人才装出来的；不过，这一回，我却分明感到其中多少包含着一丝真实的感情。

“是的，科尔曼，自然是这件事，”他说，“我早就考虑是否要和您谈一谈，可是又觉得无话可说。”

“那么，现在是有话可说了吗？”我问。

“是这么一回事。”他又朝我望了一眼，“校中同人都知道这件事使您十分为难。这几年来，您精神上负担一定很重。自然，有的人对此类事可以耸耸肩膀，一笑置之——自欺欺人地装做毫不在乎。不管怎样，我想，在孩子自己看来，他总会觉得幸福愉快吧。他并没有做出什么过分的，嗯，触犯法律的事——”

我本不想打断他的话。就他的标准来说，他已算是作了最大的努力。我也真诚地相信，他是出于一片好意。可是，此刻我却按捺不住。

“幸福愉快？”我说，“您认为他会幸福愉快吗？”

“唔……我是说，照他自己的看法。”

我摇了摇头。“不，”我说，“不会的，那不可能。我懂得如何使生活臻于幸福。你我都明白，这正是我们在校中终日循循诱导的内容之一，幸福在于刻苦工作，克服种种困难，为社会尽责；在于行为端正克己，无愧于自己的良心。请问，雷诺克斯，我儿子所过的那种生活和这些优良品质可有一丝一毫的共同之处？他在外逛荡了这么些年，我真不愿去多想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