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来令人惭愧，洋人们不仅在我们攀爬始得登临的深山秀谷里擅立租界，而且在那里立公所、开旅社、建筑了一组星罗棋布的别墅之余，还搬去了电灯和自来水！总说一句，他们不是在那里寄寓避暑，而是把一座欧美的山间名胜小镇整个儿活生生搬上了我们的牯岭。若把一位中国的乡巴佬突然送到斯地，他绝对茫然不知置身何处。天上人间？抑人间天上？

随政事起伏跌宕的牯岭

把一座欧美小镇硬搬上中国名山，自难为（也羞为）国人所接受。及民国成立，迭经政府与洋人交涉，先在一九二七年收回，八年后更进一步正式终止了英人在山上的租约。此后，洋人虽仍准在山上居住，但原订地契全被缴还，至于地方行政及公共事务，也都由中国地方政府收回办理，一些洋人一见情势转变，开始售屋离去。举一个例，蒋主席夫妇那幢位于河西路名为“美 庐”的别墅，便是蒋夫人在这时以八千块大洋自一位洋教士手中购下的。

战前，恕我年幼，无缘登临斯地，但新闻前辈兼我的忘年老友鲁潼平先生，其时却在山上盘桓颇久。他说他在一九二七年自美研究新闻学归国后，先后任教浙江大学及任职外交部，总觉得未能一展所长，一九三五年一处新闻机构计划开创英文部，有人介绍他上庐山谒见蒋先生碰碰机会，谁知他一到牯岭，蒋先生却到山那边的海会寺主持军官训练，等了个把月方蒙接见。在等待期间，他住在放假空出的美国学校，天天外出寻幽访胜；无聊时便约同楼桐孙、陈茹玄与史尚宽几位立委做竹林之游，在幽静清凉、与世隔绝的名山之间，过了一段非常悠闲的生活。据他回忆，“围剿”江西共军是当时国府首一要务，蒋先生为了就近指挥军队、训练军官乃驻节山上，而举国政要、名流，不论是为了办事、谋事或是论事，事事都得上山，于是，牯岭无形间遂成夏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