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中国的上层人物虽然云集山间，原居是山的洋人们，却也依然住在谷中“长衢”两面的大小别墅，而美国学校也只有在暑假期间方才暂充旅舍。

只是经过了八年抗战，洋人在山上遂成“稀有动物”。记得一九四六年八月我上山采访时，马歇尔、司徒雷登以及他们的极少数随员们还不时得见，第二年夏间，由于国内局势开始逆转，连酷爱庐山的蒋主席夫妇都只在牯岭抽空小住九天，中国的公卿、西洋的教士们更都在山间绝迹不见，像我这个八月间便被派上山去守候蒋先生驾到的特派记者，没等到他老人家上山便被召返京去了。

不过，一九四六年胜利复员之际，国事既然一度有若日丽中天，牯岭也就盛极一时。记得这年夏初，这处最具洋式享用设备的中国名山，由于久经战乱屋主远离，原来的西式别墅率多残破不堪，有的更是屋顶倾覆，徒余四壁。可是消息最为灵通、也最能窥伺上意的励志社总干事黄仁霖将军，一听牯岭又将重做夏都，便立即赶上山去，以重金雇用了大批技艺高超的木匠、瓦匠、漆匠和泥水匠，在一夕之间便把一幢破屋重整成舒适洋房，而专门服务该社的画师更能在几小时内挥舞彩笔，及时为新屋壁间配上新画。即令是与洋房搭配的沙发与席梦思床也不缺一样，因为由黄总干事派出去的采购专员，早就沿江把上自汉口、下至芜湖的上好家具收购一空！这种大手笔的壮举，历史上，大约仅有曹雪芹老家当年接驾盛事堪与一比！

溯自中西交往以来，资本、帝国、殖民主义者在中国做了太多太多的坏事，极少极少留下来的一点好东西，其中之一便是在中国天然名胜之中留下具有现代享受的休闲绝好去处。上述的牯岭、河北的北戴河、山东的青岛和河南的鸡公山都是，就中，牯岭与北戴河更是不断与政治和政要密切相连，总是脱不了关系。

即使是自视普罗大众的中共，也丢不下这块包袱，一样承受了洋人的遗产。一九九三年夏，我偕妻回到湖北武穴展拜岳家庐墓，乘便跨过新建的九江长江大桥，再返庐山一游。其间，我首次走进当年视为禁地而今日转做博物馆的“美庐”，也参观了毛泽东上山歇夏的大别墅。让我略感惊讶的是，美庐看上去不过有若美国的中产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