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是一九七九年的一个夏日，在纽约一家侨报里，当我编完了一天的报，正准备出门散步舒展筋骨之际，一位澳洲青年学人突然来访。由于彼此素昧平生，初时我不免有点惊诧，许是他看出我表情有异，巧笑着打开了他一口的京片子：

“龚先生，我不远千里而来，主要目的便是和您谈谈周作人先生。据我所知，当年在南京采访过周先生受审经过的只有您和中央社的沈宗琳先生。不久前，我曾在台北见到沈先生，他说您对这段经过知道得更为清楚，因此，我才赶到美国来拜访您老……”

“为什么你对周先生的事如此专注呢？”我打断了他的话头，问了一句。

“因为我正在研究中国文学，所选的博士论文题目也正好是周作人的散文研究。不幸周先生已经故世一十二年，因此，许多有关他老人家的事迹，我只好分别就教于他一生各阶段中认识他的各位了。”他诚挚地说。

文人雅士何以成汉奸

听到这位年轻人的解释，一时，我不禁跌进了往日回忆。记得那该是一九四六年夏末或是秋初，当时我从牯岭夏都采访归来，报社鉴于我在大学专攻法律，特别指派我负责审理汉奸的新闻采访。当时京沪各报采访组人少事多，未把审奸新闻列为优先采访对象，所以除了周佛海、梅思平、丁默邨等巨奸大恶的审判及处决特别引人注意之外，其余如王荫泰、江亢虎、周作人，甚至有“老牌汉奸”之称的殷汝耕的审理，都草草率率近乎虚应故事。犹忆在后一类的审理中，一切过程总是那样平平板板，死气沉沉。通常，负责控诉的检察官在有气无力地宣示千篇一律的起诉要旨之后，即行离席他去，而在审判长照例讯问被告姓名年籍及犯案情节之际，两位陪审推事也多在公案中翻阅其他案件，只有可怜的书记官坐在一旁，奋笔疾书地记录下全部案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