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上，中国的法庭都非常注重书状笔录，所谓的言词辩论只不过是照本宣科、聊具一格，回忆中，在所谓辩论之际，总是检察官照念起诉书，被告律师也只顾读他的辩护状，如果在退庭之前仍然有着一些问题，法官也不过面对律师赘上一句：“你不妨补递个书状前来！”

在这些不太引人注意的审判中，旁听记者席上，也多半只有沈宗琳兄、《朝报》的缪隽和我三人。不久，身任中央社编辑部副主任稳握编部大权的宗琳兄晚间事忙，白天无法自始至终听审，而缪兄也改而任职法庭，因此记者席上有时便只剩下我孤家一人，这大约就是宗琳老哥认为我对周案“知道得更为清楚”之故吧。

人的脑筋就是这样灵敏，想了这许多，其实不过刹那光景。这天，很快地回过头来，我便问那位远道来访的博士候选人究竟想知道一些什么东西？ “首先，我想请教你，周先生是否非常优雅、飘逸？”他急切地问。这真是个绝好问题，一个人在读了周作人这位散文大家的《永日集》、《秉灯谈》、《苦茶随笔》、《雨天的书》和《苦竹杂记》之余，对这位苦茶斋主抒发性灵、表现闲适的笔锋，必有所感，从而也都认为他是淡泊的隐士。这位因我失去他的名片，再也记不起名姓的澳洲人，自然也是这种想法。可是，我们的周二先生是否真的飘逸、恬淡，却似乎有着问题。

想了一想，我告诉那位澳洲人，我在南京首都法院看见的那位穿着夏布长衫、通身洁白不染的周作人，在剃掉日式胡子、戴上副没边眼镜，确实有几分书卷气，但是和他的老哥鲁迅一样，那黑黑的两道浓眉以及一副横肉面庞上突起的巨鼻，怎样说也就少却那眉清目秀、体态清瘦的江南特有的书生味！当然，在庭上他轻言细语、举止有度，的确强过了周佛海的轻狂、丁默邨的畏缩，但是真要说他是淡雅飘逸，却只有在他的早期散文或新诗集子之内去找了。

不过，无论怎样说，周都算得上是“五四”以来的一位著名文艺理论家和散文大家，可是那位澳洲人却追问了一句：这样的文人雅士，怎会落水去做人所不齿的汉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