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佛海是何等聪明的人，他一见上述言辞激起了反应，找对了倾诉的对象，马上便打铁趁热接了下去，改以狡辩方式，自我脸上贴金，继续以慷慨激昂语调陈述，大意约为：眼看着上亿同胞陷入水深火热险地，我们这批人不顾自己名誉，牺牲自己前途，赶回沦陷区来照顾他们、保护他们，给他们阻挡日军，做了一层缓冲，以减轻他们所受苦难……而今，国军回来了，我们却变成了万恶不赦的汉奸！

周某这番煽动性的供词还未说完，庭外即已爆发了一阵欢呼喝彩鼓掌之声。如果不是审判长反应灵敏，一发现情况有异，连忙转换了讯问话题，才及时阻断了周某激情式的发言，否则继续让他煽惑，受审的便不是被告，而是面对群众的法官了。

这一切意外的发展，也正好说开在前文中在下何以要用“盛况空前”而 “诡谲多变”来形容审判过程的缘故了，这种变化，相信赵院长和法院其他官员事先都未料及，否则他们就不会在庭外各处费力地装置好扩音机，让周某煽动式的供词得以越过法庭四向传播了。

国府崩溃已见征兆

而今六十多年过去了，在下栖身海外，再据实写下当年这段不曾报导的事实，心中着实有着无限感慨。说来，只要是炎黄子孙，有谁不爱国家、爱民族，明敌我之分、晓忠奸之辨。当年日军打下南京后之所以纵兵屠城，主要便是由于南京人不屈不挠不愿做人奴隶之故。

可是沦陷七年之后，为什么有些南京人居然又给周某欢呼？说起来原因无他，只缘一心急待王师归来解其倒悬的陷区民众，巴巴迎来的“重庆客”，竟以胜利征服者的姿态，歧视甚至剥削在陷区业已受尽苦难的人们。除了天上飞来、地下钻出的名为接收而实为“劫收”之徒令人发指的行径不谈，即令是一般来自重庆的政府官员和社会人士也多把当地人看矮一等。举一个例，我们南京《中央日报》返京后招收的一批年轻同事，便为他们所曾就读的学校被人视为“伪校”而大感不平。他们愤激地问：“当年国军打败走了，军队既无力带走成亿的民众，把大家留给敌人，而今便不能把这些人视为‘伪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