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一个让人不解的例子，央报新招一位名叫程淑英的非常优秀的编辑，头一天还荣获一枚亮晶的胜利勋章，第二天，却又需参加一次为求改发政府文凭令人痛感耻辱的甄别考试！原因是：智勇俱全的她在“伪校”受业之际，曾因参与抗日地下活动而遭受日人苦刑，但留在陷区，读的却是“伪”校！

再说，国府财金当局胜利后所定以中储券二百元始能兑换法币一元的比率，也定得太高，有人比照当时法币与中储券所能购得黄金比率为准，认为兑换应该定为二十八比一才算合理，这等于向陷区老百姓一次征收一笔太重的苛税！先期自重庆飞返南京工作的同仁便都承认此一说法，他们当年在重庆吃八宝饭、住竹草房，生活过得非常之苦，及胜利还都，领来一批法币，几乎等于掌握一笔美元，在暂以中储券计价的地区，一时竟也能夜夜笙歌享受一阵。“不必接收劫收、五子登科（指昧良心接收人员所曾劫收的金子、房子、女子、车子和位子而言），只消有一把法币，也多能生活优裕，受人礼遇。”一位早到南京的同事回忆，“只是这段好景为时甚暂，法币随之也就疯狂贬值！”

说一句有后见之明的话，周佛海审期如能提早，在法币不曾大贬，人心尚未思“汉”（奸）之前便审，也许斯时民众还沉浸在胜利光辉之中，对老周便不致那样大捧其场了。往后再转过半年，南京更发生抢米风潮，“左派”学生们也就发起了反饥饿、反迫害的运动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