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学校的绘画课上，我也极力收敛“妖怪画风”，照旧以先前平庸的画法，完美地描绘出美丽的事物。

唯有在竹一面前，我可以放心展露自幼脆弱的神经。所以，这次的自画像也放心大胆地拿给竹一看，果然也得到了他的称赞。于是，我又连续画出了第二张、第三张妖怪的画像。竹一又送给我另一个预言：“你呀，肯定会成为一个了不起的画家。”

“肯定会被女人迷恋上”与“肯定会成为一个了不起的画家”是傻瓜竹一在我的额头上镌刻的两种预言。

随后不久，我便来到了东京。

我其实想去美术学校读书，但父亲对我说，他早就打定了主意让我读高中，以便将来从政。所以，天生就不敢跟大人顶嘴的我只好茫然地遵从父命。父亲让我从四年级开始考东京的高中，而我自己也对临海和满是樱花的中学感到厌倦，所以没等升入五年级，四年级学业结束后我便考入了东京的高中，开始了住宿学校的生活。

宿舍里肮脏、粗俗的生活实在让我退避三舍，再也没有兴趣去继续逗人开心了。

我请医生开了张“肺浸润”的诊断书，便搬出了学生宿舍，住进上野樱木町父亲的别墅里。我根本无法过那种所谓的集体生活，什么青春的感动，什么年轻人的骄傲等豪言壮语，只会在我耳朵里唤起一阵凛冽的寒气，使我与那种“高中生的蓬勃朝气”格格不入。我甚至觉得，不管教室，还是宿舍，都无非是被扭曲了的性欲的垃圾堆而已。我那近于完美的逗笑本领在这里毫无用武之地。

父亲在议会休会期间，每个月只在别墅住一到两周。父亲不在的时候，这栋庞大的建筑物中便只剩下别墅管家(一对老夫妇)和我，三个人。我时常逃学，也没心思去游览东京。我甚至连明治神宫、楠木正成①[6]的铜像、泉岳寺的四十七烈士墓都不曾去过。我整天闷在家里读书、画画。等父亲回到东京后，我每天早晨都匆匆奔赴学校，其实多数时候是去本乡千驮木町的西洋画画家安田新太郎的画塾，在那里进行素描练习，一待就是三四个小时。搬出高中宿舍后，每每坐在课堂听讲就会感觉索然无味，仿佛自己是处在旁听生那种特殊的位置上。尽管这可能只是偏见，但我确实越发不想去学校了。

上小学、中学、高中，我最终也没能懂得所谓爱校之心是什么东西，我甚至连一句校歌也不会唱。

不久，在画塾里，我从一个学画的学生那儿得知了诸如酒、香烟、娼妓、当铺以及左翼思想之类的东西。尽管这些东西摆在一起，是种奇妙的组合，但却是不争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