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喜欢的就是集会的非法形式。或者可以说，这种非法形式让我身心舒畅。其实，世上称为“合法”的东西才更可怕，它们让我觉得高深莫测，其中的复杂构造更是难以理解。我不能死守在一个没有门窗的寒冷房间里，即便外面是一片不合法的大海，我也要纵身跳下去。哪怕是马上死去，我也心甘情愿。

有一个词语叫做“湮没于世”，似乎是形容人世间的可怜虫、失败者或无良人士的。我却觉得，自己打出生起就已经湮没于世，所以每每遇到被众人指责的同类之人，我就不由分说地温柔相待。这样的“温柔”，就连我自己都如痴如醉。

还有一个词叫做“犯罪意识”。我每时每刻都受着这种意识的折磨，它却又似与我休戚与共的糟糠之妻，和我进行着凄寂的游戏，这俨然成为我的生存姿态。此外，俗话说“腿上有伤痕，没脸来见人”。在我还是婴儿的时候，这个伤痕就赫然出现在我的一条腿上。随着成长非但没有痊愈，反而日益严重，扩散到骨髓深处。每夜的痛苦犹如置身于千变万化的地狱，但这伤口，却与我日渐亲密，比我的血肉还要亲密无间。伤口的疼痛，仿佛有活生生的情感，如同爱情的私语。

对我这样的男人，地下活动小组的气氛自有一种奇妙的安全感，令我心旷神怡。换言之，比起地下运动的目的，地下运动本身更吸引我。掘木则出于闹着玩的心理，把我介绍到那个集会中后，就再也没有参加过活动。他还开了个拙劣的玩笑说：“马克思主义者在研究生产关系的同时，也应该仔细观察一下消费关系。”所以他不去集会，倒是一门心思拽着我到外面考察消费状况。回想当时各种各样的马克思主义者：有掘木那样爱慕虚荣、追赶时髦，心里自诩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也有我这样仅仅喜欢“不合法”气氛便一头扎入其中的。倘若我们的真实面目被真正的信仰者识破，无疑我们俩都逃不过他们的愤怒斥责，会被当成叛徒赶出组织。但我们却没有被开除，在不合法的世界里，我们比在绅士的合法世界里活得更加悠闲自在、游刃有余，显得“朝气蓬勃”。因此，研究会认为我是大有前途的“好同志”，源源不断地透露给我大量机密，甚至委托我办很多要事。

而事实上，我也从不推辞，泰然自若地受命。也不曾因举止反常而受到“狗”（同志们都这样称呼警察）的怀疑和审讯。我总是一边逗笑，一边准确无误地完成他们所谓的“危险”任务。那些从事读书会运动的同志总是如临大敌般紧张兮兮，甚至拙劣地模仿侦探小说中的方法，高度戒备。他们交给我的任务总是无聊透顶，却煞有介事地制造紧张气氛。以我当时的心情来说，即使因为入党被抓，在监狱中度过余生，也决不后悔。我甚至觉得与其对世上的“现实生活”感到恐惧，每晚在辗转难眠的地狱中呻吟叹息，还不如被关进牢房来得畅快、轻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