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一的两大预言，兑现了一个，落空了一个。

“被女人迷恋上”这一并不光彩的预言化作了现实，而“肯定会成为一个伟大的画家”的这一祝福性的预言却归于泡影。

我仅仅是一个无名的漫画家，以投稿于一些粗俗杂志来维持生计。

由于镰仓的殉情事件，我遭到了学校的处分。于是，我不得不寄住在“比目鱼”家二楼一间三铺席大的房间里。家里每月寄来少量的生活费，并且不是直接寄给我，而是悄悄寄到“比目鱼”那儿的（好像是老家的哥哥们瞒着父亲寄来的）。除此之外，我与老家之间便断绝了所有的联系。而“比目鱼”总是沉着一张脸，无论我怎样对着他讨好地笑，他也面不改色。人的态度变化起来，果真如此简单、如此轻而易举吗？这令我感到可耻，不，不如说是感到滑稽。

“比目鱼”一改过去的殷勤，只是对我反复絮叨着这样一句话：“不准出去。总之，你不要出去。”

看来，“比目鱼”是担心我会自杀，因此一直紧密盯梢。换言之，他认为我有跟随女人再度殉情的可能，所以严禁我外出。我既不能喝酒，也不能抽烟，只能从早到晚地蛰伏在二楼三铺席大的房间里翻一翻旧杂志，过着傻子一样的生活，以至于我连自杀的力气也丧失殆尽了。

“比目鱼”的家位于大久保医专的附近，尽管招牌上堂而皇之地写着“书画古董商”、“青龙园”等字样，可毕竟只占了这一栋房子两家住户中的一户。而且，店铺的门面也相当狭窄，店内落满了尘埃，堆放着很多破烂货（本来“比目鱼”就不是靠着店里的破烂货做生意，而是大肆活动于另一些场合，比如将某个所谓“老板”的珍藏品的所有权出让给另一个所谓的“老板”，而从中获利）。他几乎从不呆坐在店里，而是大清早就板起个脸，急匆匆地走出店门去了，只留下一个七八岁的小伙计守店。当然他也是负责看守我的人了。一有闲工夫，他就跑到外面去，和邻近的孩子一起玩投球游戏，俨然把我这个二楼上的食客当做傻子或是疯子，甚至有时还会像大人一样对我说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