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哪门子工作？法院有没有制度？合议庭研究的算不算数？你庭长说的算不算数？”邬清连珠炮似的放着。

“邬清，冷静些，说话别带情绪。有不同意见不是坏事，可以把案件吃得更准些。”幸红不是唱高调，她的确是这样想的。

“你这是怎么了？几天前还说搞完司法鉴定就出判决书，怎么突然来了个180度大转弯？”邬清表现得很困惑，“要是换了别人，我肯定认为是被收买了。”

“我是那种人吗？”幸红都不能回答这个问题，才反问道。

“所以我才想不通！”邬清点上一支烟，“是上峰的指示，还是那小子的洋理论？”

幸红摇了摇头。

“那就怪了！”邬清想了想，“是对方的律师找了你？”

“找了我，但我没见。”

“那为啥呀，这个案子很简单嘛！”邬清急了。他想到自己多次对韦韬与贾跃如表的态。没想到在幸红这儿全变了。他这个老板凳还要不要这张老脸？他还要不要在这道上混？

“邬清，你想过没有，判案要注意社会影响。如果我们改判了，对区法院，对当事人，对老百姓会产生什么影响？”幸红边想边说。

“实事求是，很好的影响！”

“不。打击经纪人创造性的劳动，助长失信打滚歪风，不利于市场经济发展。”幸红像背书，慢慢说道。

“这还不是洋小子的理论！空谈误国！”最近邬清与古船开会时抬过两次杠了，邬清骂他是洋小子。他眼前一亮说道：“你今天的谈话真提醒了我，古船认为是一场守约和违约、守信和失信的斗争。而新世纪公司认为这是一场行骗和被骗的斗争。我认为都缺乏证据，我的意见是：他没做事，就不能拿钱。”

说得好，幸红似乎明白了很多，但反复过几次的她再不能闹摇摆不定的笑话了，因此口头却说：“再想想吧，拿不稳的还可以请示院长呢。”

“有这个必要吗？这么一个小案子。”邬清见幸红这么忧心忡忡，有气无力地站了起来。

是不是真的老了，该退休了？幸红问自己。但她想起可能的判决变化，还是先给韦韬吹吹风好，免得他没有思想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