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后，我去学习纺织，曾在工厂里当了几年纺织工人。之后，我去大同市财贸干校学会计，一年以后参加了“四清运动”。四清的口号是“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当时几乎所有的学生都参加了，你爸爸那会儿虽然在内蒙古，可也没例外。我那时被分派到大同县西平乡拖坊村做记录、宣传工作。拖坊村是个非常穷的山村，所以那段日子也过得非常辛苦。下雨时，村口的路上满地都是青蛙，而我所在的工作组里只有我一个女生，因为害怕青蛙，只能不吃早饭，躲在家里，等到中午路上的青蛙少点了再出门。那时候，我除了帮助“四清”工作组做笔录、发放传单，白天还要和农民们一起下地劳动，三餐吃的都是派饭。派饭就是由组织分派，三餐轮流在当地农民家解决，每天饭后要交八两粮票。早饭一般是小米粥，午饭是一成不变的糕和山药蛋熬白菜，晚饭是稀粥和煮山药。农民们都很穷，只有过年过节时才舍得吃一点点肉，都是自家养的鸡和猪。至于鸡蛋他们是不吃的，而是拿到供销社，换取油盐酱醋等调味品。农民们劳动都有工分，一天下来，有五六个工分。工分在年末可以换一年的粮票，大人是360 斤，孩子280 斤。大人平均每天有一斤粮食吃，听上去很多，但其实是无法果腹的，因为那时没有肉和蔬菜，一个男孩一顿饭就能吃下八个二两的馒头。只有富裕的工分才能换得一点点钱，一工分只能换八毛钱。几百斤的粮食听上去很多，但平均到每天就屈指可数了，连孩子都不够吃，就更不要说在田间劳作的大人们。

那时，我从没见过胖人，所有人都勒紧裤腰带，人们吃的都是带皮的粮食。山西人是不吃野菜的，然而春天，还是可以见到农民们举家出门去摘树芽，看起来不值一提的树芽，却是当时人们充饥的口粮。妈妈的劳动是没有工分的，不过每月可以领到学校发放的27 斤粮票，虽然吃不饱，但生活还是可以维持的。

这时，你爸爸已经调到了内蒙古的包钢公司工作，同时也是为了协助城市“四清”。在包头的国营工厂447 厂，你爸爸整理“四清”材料持续了整整一年。用他的话说，“四清”就是怀疑一切，有很多人被冤枉。不过你爸爸作为秘书只负责整理材料，并没有接触到具体的事件或人。

“四清”之后，我才20 岁，回到市里被分配到蔬菜公司做会计，一干就是20 多年。那时还在搞计划经济，就是由国家计划分配的经济，优点是人人都有工作，缺点是灵活性小，物资相当短缺。那时你爸爸出差有个顺口溜，叫做“走的时候像个公子，到站像个兔子，回的时候像个驴子”，说的是走的时候要理发、做新衣服，打扮得像模像样，而到站了因为没有什么旅馆，所以急于找个住处而像只兔子，因为外地可以买到高价粮，以及煤、肥肉，所以回的时候行李很多就像头驴子。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所在的蔬菜公司其实就是计划经济下的一个特殊企业。那时的蔬菜都是国家统销的，菜农的蔬菜须经蔬菜公司销售，所以全国的菜价都是相同的。1984 年，我被调到了大同市环保局，前前后后一共做了35 年会计。

十年的“文化大革命”让我的单位有了很大的变化，蔬菜公司的领导几乎都以“走资派”的名义被打倒。不过，我并没有参加这些活动，只有一次批斗会，我看见我的领导牛仁安被批斗。人们先在他的脖子上挂块牌子，写着“走资派”三个大字，再做一个很高的纸帽子给他戴上，然后就在下面喊口号，喊他的名字，喊“打倒牛仁安”，完了还要带着他游街。有的人游街完了就可以回家，可是有的人还要集中起来，他们被叫做“地富反坏右”，有时还冠以“牛鬼蛇神”的称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