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建设而言，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研究，是一个最具理论性、实践性、现实性，也是最具有指导性、前沿性和挑战性的研究课题。深入研究和科学总结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历史进程，科学地、历史地、逻辑地展现和论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系列重要成果及其科学体系形成发展的过程，充分展现中国共产党人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的理论品格，揭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经验和内在规律，对于我们更好地认识和把握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要战略思想的历史地位及创新意义，推动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并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不断开拓前进，具有重要的意义。近年来，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很多，在本书的撰写过程中，我们感到有这样一些需要很好把握的问题。

第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历史过程，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必须始终遵循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尊重历史，客观地反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论从史出，只有将历史发展的脉络、线索、标志性事件和阶段性特点交待清楚，才可能得出确切的结论和理论概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与中国共产党的党史是一致的，一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历史。党的历史大体可以划分为三个30年，那么它与党的十七大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次飞跃及其产生的两大理论成果是什么样的关系？对第一次飞跃形成的毛泽东思想，对第二次飞跃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学术界、理论界并无分歧。问题是对建国后29年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怎么看。有的学者认为毛泽东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所作的探索应该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如果这样，将无法说明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质的规定性；而完全不提及，则也无法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产生的由来和历史逻辑。因此，我们认为党的十七大所作的两个历史性飞跃的概括是完全正确的;同时，也需要对建国后29年我们党在建设有中国特色主义道路上所作的探索，予以科学的说明。于是，我们依据我们党关于党的历史若干问题决议，对建国后29年的探索，分设三章，即“中国特色革命转变理论的提出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初步探索与失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暂时中断”，使其与两个伟大的历史性飞跃有机地衔接起来，揭示了这29年与两个飞跃内在的逻辑联系。它们既是前一个飞跃的延续，又是后一个飞跃的准备。从某种意义上说，探索的失误，也为后来的成功提供了可供借鉴的宝贵教训。从这个意义上讲，总结失误的教训，与探索成功的经验，同样具有重要的认识论意义。我们必须采取正视现实的历史主义态度。

第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具体的，它必须通过民族化的形式来实现，显现出强烈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毛泽东早在《论新阶段》中就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3月第1版，第658页。同时，毛泽东又指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3月第1版，第658—659页。这就是说须从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来界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从形式上讲，从毛泽东到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中央领导都善于用民族化的形式来诠释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把来源于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德国古典哲学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经过革命的改造形成的马克思主义，用有强烈中国作风、中国气派，为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思想文字和语言表达出来。这看上去是个形式问题，而本质上讲，则是形式和内容相统一的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态度问题，也就是说，是教条式地宣传、运用马克思主义，还是使之内化于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用一个“实事求是”便把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的精髓表达出来。言简而意赅，既使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有了中国式、民族化的生动表述，又使中国传统文化的成语典故被赋予了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内容。同样的，如果说《论语》中的“小康”还只是一种抽象的、空想的概念，而经过邓小平、江泽民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的阐述，作出马克思主义的诠译，便赋予了它崭新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时代内容，成为了与人民群众息息相关、实实在在的奋斗目标。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已经内在地与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成为其有机的一部分，而不只是一个外在的形式。这时的中国传统文化，已经被赋予了新的马克思主义的内涵，“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已经与共产党人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结合在一起。因此，民族化，决不是某些人所说的“被儒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决非是“用儒学取代马克思主义”，而是用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方法论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改造，被赋予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内容。当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形式和内容，都统一于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相结合。这就是毛泽东所说的“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按照中国的特点应用它”。《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3月第1版，第658、65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