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一个不断地用马克思主义原理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并从中产生新的理论飞跃的历史过程，必须突出其实践性的品格。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不同于一般的党史，也有别于一般的思想史。它的侧重点在于以揭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经验为重要目的，全面阐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历史进程，充分展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系列重要成果和中国共产党人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的理论品格，从而进一步推动我们党的理论创新，为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进一步武装全党服务。正因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是具体的，因此它总是与一定的历史条件相结合，一切以时间、条件为转移。在不同的时空条件下，党需要面对和回答不同的时代挑战，而体现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性要求。实践是理论的出发点和归宿，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最可宝贵的品格。本书的撰写，我们力求突出这一品格，说明毛泽东思想的产生是基于20世纪初期的社会形态和阶级状况，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和动力以及革命道路的实践性要求而产生的，是源于实践的产物，是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总结其丰富经验、教训而获得的规律性认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的理论形态，也都是在时代条件发生变化，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的实践中，我们党总结其丰富经验，并充分借鉴、吸取了党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及世界社会主义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形成，并反过来在指导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一步步深化而形成的。实践，始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高要求和必然结果。它是思想史，更是实践史，思想与实践始终是相伴而行的。

第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首先是一个哲学命题，必须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总结其历史经验，注重总结反映对历史发展客观规律的认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是一个纯思辨的哲学命题，但它充满了哲学意蕴。不上升到哲学的层面和高度，就不可能认识在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中，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尤其是教条主义是在什么地方失足的。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次飞跃都是从认识论上的分歧和争论发端的，我们党所形成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四个理论成果的认识论本质，可以说都是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际实现了具体的历史的统一的结果。本书在阐述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两大历史性飞跃的逻辑起点时，都是从对当时历史条件和国情的分析，上升到思想路线的高度来展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解读”这一章用“系统阐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条件”、“《实践论》的主要思想及其理论贡献”、“《矛盾论》的主要思想及其理论贡献”、“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军事领域的具体运用”四节的篇幅，为后面“中国特色革命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中国特色革命转变理论的提出和实践”两章，作了哲学，特别是认识论上的阐述和铺垫。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飞跃的论述，也是以“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确立”来打头的。其后才有“对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探索”和“全面改革开放及其理论的系统化”。这就是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从中我们看出，实事求是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精髓。毛泽东把“实事求是”几个大字赠给了中央党校，把它确定为我们党的思想路线。邓小平称自己为“实事求是派”。从中都可以看出，实践的观点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占有多么重要的地位。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经验的整体性分析，注重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研究和总结。认真学习在理论创新过程中，我们党是怎样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和分析近代中国和各种社会矛盾，并创造性地解决这些矛盾，走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独特道路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