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用主义产生于19世纪下半叶的美国，是当代西方影响最大、流传最广的理论思潮之一。它的思想渊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腊，苏格拉底等人为实用主义思想的确立做出了重要贡献。但真正把实用主义发展为一种理论体系和思想方法，并使之融入美国社会和民众生活，成为贯穿美国文化传统的一种文化特征、一种深层的美国文化模式和精神特质，这应当归功于皮尔士、詹姆士和杜威。杜威是20世纪20年代前后最有影响的实用主义“大思想家”，他于1919年4月至1921年7月在中国巡回讲学，途经11个省，完成“五大讲演”，即《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教育哲学》、《思想之派别》、《现代的三个哲学家》、《伦理讲演纪略》等，宣传实用主义和社会改良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革命。

胡适是杜威的学生，是实用主义理论在中国的最积极宣传者和实践者。1919年7月，胡适在《每周评论》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文章。该文宣传实用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其思想核心有二：一是认为马克思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反对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他发挥了杜威的工具论，认为“学理是我们研究问题的一种工具”，要求“把一切‘主义’摆在脑背后，做参考资料，不要挂在嘴上做招牌，不要叫一知半解的人拾了这些半生不熟的主义去做口头禅。”《胡适文集》第二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11月第1版，第252页。他还说：“高谈主义，不研究问题的人，只是畏难求易，只是懒。”《胡适文集》第二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11月第1版，第251页。“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鹦鹉和留声机器都能做的事。”《胡适文集》第二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11月第1版，第249页。二是主张社会改良，反对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他认为，高谈社会主义，倡导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去求中国问题的“根本解决”，这是“自欺欺人的梦话，这是中国思想界破产的铁证，这是中国社会改良的死刑宣告！”《胡适文集》第二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11月第1版，第251页。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只能养成一种阶级仇恨心，无助于中国问题的“根本解决”。他提倡“多多研究这个问题如何解决，那个问题如何解决”《胡适文集》第二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11月第1版，第251页。，主张对“人力车夫的生计”、“大总统的权限”等具体问题作一点一滴的改良。

为了应对胡适挑起的论战，1919年8月，李大钊在《每周评论》第35期上发表了《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从四个方面批驳了胡适提出的一系列观点。针对胡适提出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观点，李大钊认为，问题与主义是不可分离的。他指出，一个社会问题的解决，必须靠着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运动。我们要想解决一个问题，应该设法使它成为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问题，应该使这社会上可以共同解决这个那个社会问题的多数人，先有一个共同趋向的理想、主义，这样才有解决问题的希望。“所以我们的社会运动，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实际的问题，一方面也要宣传理想的主义。这是交相为用的，这是并行不悖的。”《李大钊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12月第1版，第32页。他还认为，大凡一个主义，都有理想与实用两面，理想、主义并不空，社会主义也是如此。“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所以现代的社会主义，包含着许多把他的精神变作实际的形式使合于现在需要的企图。这可以证明主义的本性，原有适应实际的可能性，不过被专事空谈的人用了，就变成空的罢了。那么，先生所说主义的危险，只怕不是主义的本身带来的，是空谈他的人给他的。”《李大钊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12月第1版，第34页。针对胡适提出的社会改良论，李大钊认为，对于“没有组织没有生机的社会，……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就以俄国而论，罗曼诺夫家没有颠覆，经济组织没有改造以前，一切问题，丝毫不能解决。今则全部解决了”《李大钊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12月第1版，第37页。。他还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认为：“经济问题的解决，是根本解决。经济问题一旦解决，什么政治问题、法律问题、家庭制度问题、女子解放问题、工人解决问题，都可以解决。”《李大钊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12月第1版，第37页。那么，怎样来解决经济问题呢？李大钊认为，必须展开阶级斗争，也就是说，阶级斗争是解决经济问题的根本手段。他说：“专取这唯物史观（又称历史的唯物主义）的第一说，只信这经济的变动是必然的，是不能免的，而于他的第二说，就是阶级竞争说，了不注意，丝毫不去用这个学理作工具，为工人联合的实际运动，那经济的革命，恐怕永远不能实现”《李大钊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12月第1版，第37—38页。

“问题和主义”的争论，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中所经历的第一次重要论战。通过论战，更多的人逐渐认识到，中国人民应当接受马克思主义并把它作为观察中国命运的指导思想，应当用革命的手段根本解决中国问题。毫无疑问，这有力地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给中国人民指明了前进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