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写出《实践论》、《矛盾论》等哲学著作，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系统阐述，除了实践动因、理论动因及思想基础外，还与毛泽东等人的个人主观条件紧密相关。众所周知，《实践论》、《矛盾论》是立足中国社会和革命实际，用中国文化语言写出的具有中国风格和气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没有丰富的革命经验、深厚的中国文化修养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素养，是写不出这样思想深刻的哲学著作的。

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的创始人之一，是中国革命“农村包围城市”正确道路的主要开创者，在第一次、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积累了丰富的革命经验，这为写作《实践论》、《矛盾论》等哲学著作，系统阐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奠定了实践基础。毛泽东具有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功底，他不仅系统学习过四书五经、《左传》、《史记》、《资治通鉴》等经典，有的甚至通读十几遍，写下了大量的读书笔记，而且还阅读了大量历史小说如《三国演义》、《水浒传》、《精忠传》、《隋唐演义》等“杂书”、“闲书”。1936年他与埃德加·斯诺谈话时曾说：“我认为这些书大概对我影响很大，因为是在容易接受的年龄里读的。”《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12月第1版，第108页。斯诺在《西行漫记》中也这样评价毛泽东：“毛泽东还是一个精通中国旧学的有成就的学者，他博览群书，对哲学和历史有深入的研究。”《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12月第1版，第65页。在《实践论》、《矛盾论》等哲学著作中，随处可见中国传统文化的范畴、语言、典故。《实践论》的副标题是“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把中国传统哲学的重要范畴“知和行”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范畴“认识和实践”联系起来加以思考，这对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起到了重要作用。毛泽东还如饥似渴地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1932年春天，红军打下漳州，毛泽东收集到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列宁的《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个策略》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等著作的中译本，如获至宝，认真阅读。在异常艰苦的长征途中，他曾丢弃了好些东西，但这几本著作却一直带在身边。到达陕北后，有了相对比较稳定的环境和条件，毛泽东更加积极主动地收集各种哲学书籍，发奋读书和研究问题。1936年10月12日，毛泽东给当时在西安从事统一战线工作的叶剑英、刘鼎写信，要他们“买一批通俗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及哲学书，……作为学校与部队提高干部政治文化水平之用”《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第1版，第80页。，并点名要买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和柳湜的《街头讲话》。据埃德加·斯诺回忆：“毛泽东是个认真研究哲学的人。我有一阵子每天晚上都去见他，向他采访共产党的党史，有一次一个客人带了几本哲学新书来给他，于是毛泽东就要求我改期再谈。他花了三四夜的功夫专心读了这几本书，在这期间，他似乎是什么都不管了。”《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12月第1版，第67页。这一时期，毛泽东认真研读了一系列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并写下了大量读书笔记。从现有材料看，从1936年11月到1937年4月，毛泽东对《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一书研读多遍，用毛笔、铅笔在书眉和空白处写下了近12000字的批注。他的批注多集中于认识论和辩证法问题上，其中在该书的第三章“辩证法的根本法则”批注最多，达9000多字。在其中关于对立统一规律方面的批注达6000多字。他在读《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一书时也写下了2600多字的批注，其中大部分集中在对立统一规律和认识论方面。参见《中国现代哲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5月第1版，第330页。这些为《实践论》、《矛盾论》等哲学著作的思考和写作奠定了思想基础，提供了直接的理论准备。可见，《实践论》、《矛盾论》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是实践动因、理论动因、思想基础、个人主观条件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是中国革命实践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必然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