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是随着中国革命实践的发展和革命经验的积累而逐步形成和完善起来的。从1921年至193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斗争经历了多次胜利，也经历了多次挫折，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实践证明，从遵义会议以来，中国共产党的路线和政策是正确的；党领导的革命力量已经有较大的发展，并且成为中国政治生活中伟大的力量。

进入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党面对着关系中华民族前途和命运的两大矛盾，即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面对这两大矛盾，中共中央认为，在抗日战争时期，民族矛盾是第一位的，阶级斗争必须服从民族斗争，但不能否认阶级斗争，必须以阶级斗争促进民族斗争。中国共产党在团结人民抗战的过程中，为了坚持国共合作抗战到底，对蒋介石集团实行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然而，国民党顽固势力却不顾民族矛盾，始终坚持反共立场，不断掀起反共高潮。对此，广大人民十分忧虑，许多人尖锐提出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这时，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虽然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和抗战不力表示不满，但对共产党的主张也抱有疑虑，有些人还企图在国共两党的政治主张之外走另一条道路，幻想抗战胜利后在中国走欧美式的资本主义道路。同时，在中国共产党内，以王明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者，否认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反对独立自主的游击战的战略方针，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实际上就是要投降国民党。他们反对放手发动群众，反对改善工农生活，蓄意破坏工农联盟。他们反对我党创造和领导抗日革命根据地，反对在敌后放手扩大解放区和扩大人民军队，甚至主张把人民武装都交给蒋介石。

在此紧要历史关头，中国向何处去？我们究竟要采取什么路线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并进而取得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这成为当时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最关心的中心问题。这时，中国共产党也有了回答这些问题的基本条件。九一八事变以后，资产阶级的政治态度就发生了较为明显的变化，社会阶级力量开始重新分化和改组，为重新认识中国社会各派政治力量，特别是认识资产阶级的革命性提供了条件。遵义会议后和共产国际七大的召开，中共中央已形成了比较稳定的领导集体，并获得了独立自主、实事求是地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问题的主观条件，再加上延安抗日根据地相对安定的环境，使创立成熟的革命理论的主客观条件都已具备。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刻总结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斗争中的历史经验，系统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以此还击敌人，鼓舞和教育人民，推动中国革命顺利向前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