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明确指出:“在过渡时期中,我们党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尽管“这项工作中也有缺点和偏差”,“但整个来说,在一个几亿人口的大国中比较顺利地实现了如此复杂、困难和深刻的社会变革,促进了工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这的确是伟大的历史性胜利”。《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人民出版社1983年6月第1版,第17—18页。
邓小平指出:“建国头七年的成绩是大家一致公认的。我们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搞得成功的,很了不起。这是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重大贡献。今天我们也还需要从理论上加以阐述。当然缺点也有。从工作来看,有时候在有的问题上是急了一些。”《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第302页。他认为,“从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搞了土改,搞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大规模工业化建设,搞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事情做得非常好”《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第136页。。他强调:“建国后的头八年,也就是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七年上半年,我们的发展是健康的,政策是恰当的。”《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第253页。
在这个问题上,江泽民的论述是与邓小平的上述思想完全一致的。他认为,“消灭了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全面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这是七十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为中国社会的进步所做的三件大事之一。他强调,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这是我国几千年来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为全面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开辟了道路”。《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1630、1631页。
1999年5月4日,胡锦涛在代表中共中央所作的关于纪念五四运动八十周年的报告中,再次重申了党对社会主义改造所作的一贯评价。他指出:“新中国成立后,面对帝国主义对我们的封锁和武力威胁,我们党紧紧依靠人民,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迅速医治了战争创伤,创造性地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和具有世界意义的社会变革。”《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人民出版社2001年5月第1版,第835页。
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对社会主义改造问题所作的评价,是科学的、符合实际的。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中国正式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领导下,我国成功地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完成了中国特色革命的转变,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这一伟大的社会变革,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第一,它开启了通过和平方式实现深刻社会变革的先例。毛泽东说过:“推翻旧的社会制度,建立新的社会制度,即社会主义制度,这是一场伟大的斗争,是社会制度和人的相互关系的一场大变动。”《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第267—268页。然而,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完成的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转变这样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却是以和平方式完成的,这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上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
毛泽东是一位革命家,但是,他和一般的革命家最大的不同,就是深刻地懂得革命对社会秩序可能带来严重的破坏。革命是一把双刃剑。毛泽东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改造道路中的全部考虑,集中到一点,就是千方百计地避免由激烈的社会变革有可能带来的剧烈社会震荡,通过各种变通的、过渡的方式和环节,在平稳和发展中,把整个中国引入社会主义道路。这就说明,他实际上已经开始有意识地采用有别于执政以前的革命方式。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我们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所用的方法是和平的方法。……在我国的条件下,用和平的方法,即用说服教育的方法,不但可以改变个体的所有制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而且可以改变资本主义所有制为社会主义所有制。”《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第1—2页。
在农村,我们党用和平的方法把个体所有制改变成了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在富农问题上,我们没有像苏联那样采取剥夺、镇压和驱赶的办法,而是根据富农的表现,让他们分期分批地加入合作社。采用让富农入社的办法消灭富农阶级,缓和了他们对社会主义改造的不满和反抗,这是我国农业合作社的一个重要特点。在城市,我们党采用国家资本主义形式与和平赎买政策,把资本主义所有制改变成了社会主义所有制。这与苏联不同。苏联对资本家是很厉害的,统统赶走,有的抓起来杀头。所以那个时候沙俄贵族的后裔、大资本家等有钱人,往巴黎跑,稍微穷一点的就往哈尔滨跑,哈尔滨成了“东方巴黎”。相比之下,我们党采取和平的方法消灭资产阶级,确实是一个重要的特点。
第二,它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正确道路。我们党和毛泽东从对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的原有设想,到形成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是一次认识上的飞跃。这个过程,实际上也是不断突破苏联模式的束缚,不断解放思想,在理论上超越自我的过程;又是不断认识中国国情和特殊规律,探索适合中国实际情况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的过程;还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飞跃,实现中国社会20世纪的又一次历史性变革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党和毛泽东从理论上和实践上有以下几个创新:
一是在国家工业化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关系上,突破了先打基础再过渡的框框,创造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即把社会主义改造同创造这一改造的物质基础辩证地统一起来,同时进行,从而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历史转变。
二是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方式上,突破了“一举过渡”(即先有五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等到条件成熟以后,再通过严重的社会主义步骤,一举实现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框框,从一举过渡变成为逐步过渡,瓜熟蒂落,水到渠成。
三是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上,突破了先机械化,后集体化的框框,创造出互助组、初级社和高级社等适应不同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地区特点的过渡形式。
四是在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上,突破了单一国有化的框框,创造出从初级到高级的各种国家资本主义的过渡形式,实现了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政策,避免了“流血革命”。
五是在公有制的实现形式上,突破了单一国有制,形成了国营经济、公私合营经济、集体所有制经济三足鼎立的新格局。
这几个创新集中到一点,就是在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农业大国里,从实际出发,突破了苏联经验的框框,走出了向社会主义社会和平过渡的新道路,解决了社会变革与物质基础、和平过渡与阶级斗争的矛盾问题,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
第三,它开辟了中国现代化历史的新纪元。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开辟了我国现代化历史的新纪元。对中国社会发展道路进行合理选择,是近代中国一大批思想家和政治家理论思考与实践活动的重心。由于中国的现代化过程发生在西方资本主义已有几百年发展历史并业已走上垄断的历史阶段,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进程在西方列强入侵的情势下被中断;又由于国门被撞开之后所显现出的中西之间的巨大落差,以及资本主义侵略本性的显露和传统文化心理等因素交互作用;还由于世界已经出现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新运动,故而在其实现中,有其特殊性和艰巨性,中华民族在曲折中探索着自己的现代化道路,中国的现代化运动经历了一个漫长的错综复杂的历史过程。民主革命胜利后,中国共产党探索了一条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变的具体道路,适时地把中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确立了中国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为新中国现代化进程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和制度基础。
1954年9月,毛泽东在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开幕词中提出:“准备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内,将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第350页。1964年12月召开三届人大一次会议,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正式把“四个现代化”作为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奋斗目标,即“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11月第1版,第439页。。从此,百余年来中国先进分子为之奋斗不已的现代化主题,第一次作为政府政策和国家发展目标被提上议事日程,并在实践中加以实施。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生产关系和计划经济制度,以其与社会化大生产的一致性和能够在经济落后条件下尽可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点,为中国现代化开辟了广阔的发展道路,它为加速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中国共产党率领着她的人民已经站在了通往理想之路的新起点上,但如何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探索出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是摆在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面前的一个全新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