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62年9月到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之前，是两种指导思想之间矛盾逐步激化，探索出现波折和迟滞阶段。

随着调整政策的深化和中苏争论的激化，党的领导核心中对阶级斗争形势的估量和指导思想上的分歧日益扩大。毛泽东在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阶段上较为慎重，因而国民经济的调整继续保持良好的势头。针对人民公社体制公有化程度过高，管理过分集中，在调整中采取缩小生产队规模（相当于初级社），改变基本核算单位，废除供给制，取消公共食堂，使农业生产得到恢复。针对“大跃进”以来经济管理体制混乱、失控，下放企业过多过急的现象，加强了国民经济管理，制定了农业、工业、商业、科技、教育、文艺等各行各业的条例，加强生产岗位责任制。上收了大型企业，试办托拉斯，待国民经济好转后，又逐步扩大了一些地方管理权限。但企业的自主权仍很小，农村的可贵探索如包产到户也遭到否定。由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倾错误逐步升级，探索出现波折。

首先，对阶级斗争形势作了错误的估计，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方针。毛泽东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强调“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全会接受了毛泽东的观点，认为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阶级斗争不可避免，要反映到党内来，成为修正主义的社会根源。受此影响，全会错误地批判了所谓的“单干风”、“翻案风”和“浮夸风”。八届十中全会后，毛泽东在1963年9月召开的北京工作会议上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1965年1月，毛泽东又进一步把所谓“党内走资派”作为社教运动的重点对象，从而深深地陷入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误区。

其次，在社会主义目标模式上，不但没有突破苏联模式的束缚，反而在有些方面还有所强化。1964年7月中共中央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认为苏联模式也不够纯洁和完美，说斯大林实行高薪制使一部分干部蜕化成“特权阶层”，实行物质利益原则而把人们引向个人主义，因此，也须限制和破除“资产阶级法权”。

再次，在思想文化领域搞政治批判运动。毛泽东1963年12月和1964年6月，先后写了两个对文艺界的批示，认为文艺界已经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从1964年夏天起，这种政治批判运动从文艺界开始，迅速扩大到其他学术领域。这些错误批判，不仅破坏了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混淆了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而且混淆了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的界限。思想文化领域内错误的、过火的政治批判，愈演愈烈，后来发展成“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

综上所述，毛泽东10年艰辛和曲折的探索中，既有成功，也有失误，既有正确和比较正确的理论和实践经验，也有严重失误的理论和教训。毛泽东在艰辛探索中所积累的成功经验和失误教训，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一个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