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58年11月到1962年9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之前，是探索的纠偏和曲折发展阶段。这个时期的探索是两头较好，中间有曲折。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给各方面的工作造成了混乱，毛泽东及时发现了问题。从1958年11月起，中共中央多次召开会议，采取一系列措施，纠正已经察觉到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方面“左”的错误。1958年11月，毛泽东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作了多次讲话。他在讲话中指出，必须从理论上分清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界限。他批评了否定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商品交换的观点，肯定了它们在社会主义阶段的作用。1958年11月28日至12月10日，毛泽东在武昌主持召开了八届六中全会。大会通过了毛泽东主持起草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八届六中全会后，各地根据全会决定普遍开展整顿人民公社工作。1959年2月27日至3月5日，中共中央在郑州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第二次郑州会议），着重讨论和解决人民公社内部的所有制问题。毛泽东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主要地应当从我们对农村人民公社所有制的认识和我们所采取的政策方面去寻找答案”《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第9—10页。。我们在生产关系的改进方面，即是说，在公社所有制问题方面，前进得过远了一点，“一平、二调、三收款，引起广大农民的很大恐慌。这就是我们目前同农民关系中的一个最根本的问题”《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第10页。。因此，必须纠正平均主义倾向和过分集中倾向。1959年4月2日至5日在上海召开的党的八届七中全会，通过了《关于人民公社的十八个问题》。会上，毛泽东作了关于工作方法问题的讲话，提出要多谋善断，留有余地，实事求是，波浪式前进等等。1959年7月2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庐山会议前期）是为了进一步总结1958年“大跃进”以来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继续纠正“左”的错误而召开的。毛泽东在会上指出，“大跃进”的主要教训是没有搞综合平衡，要求各级干部结合实际认真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系统地思考问题，总结经验，认识客观经济规律。所有这些措施，使“共产风”、浮夸风、高指标和瞎指挥得到了初步的控制，形势开始向好的方面有所转变。

但是，当时毛泽东是在充分肯定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前提下，对实际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进行认识和纠正的，他不能从根本指导思想上解决问题。因此，当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提出清理“左”的思想根源时，毛泽东认为是对“三面红旗”大泼冷水，是右倾机会主义向党向社会主义的猖狂进攻，“是一场阶级斗争”。因此，庐山会议从纠“左”转而反右。庐山会议的反右斗争是完全错误的，是建国以来我国政治生活中一次重大失误。在政治上，它严重违反了党内政治生活准则，不仅使党内民主生活，而且使国家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错误地打击了一大批实事求是的同志，助长了毛泽东个人独断专行，个人崇拜的发展；在理论上，使阶级斗争扩大化理论进一步发展，把党内思想上、意见上的分歧说成是右倾机会主义，上纲为“两大对抗阶级生死斗争的继续”，严重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实际上已提出“党内资产阶级”理论的雏形，而且把党内矛盾轻率地与国际上的斗争联系起来，使问题更为复杂化；在经济上，中断了对“左”倾错误的纠正工作，助长了宁“左”勿右的风气，使党内已经纠正的或正在纠正的“共产风”、浮夸风、高指标”等“左”倾错误严重泛滥，延续下去。

1959年下半年到1960年上半年，全国上下仍然坚持继续“大跃进”。1960年又开始出现严重的经济困难。6月，毛泽东面临严峻的现实，写了《十年总结》一文，对“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作了初步的回顾和反思，认识到出乱子的原因主要是思想方法有一些不对头，忘记了实事求是的原则，并承认他自己犯了错误。1960年7月，中共中央北戴河会议提出要对中国的经济进行调整。同年9月30日，中共中央转发国家计委党组《关于一九六一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的报告》。报告提出：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必须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所谓调整，就是调整国民经济方面的比例关系；所谓巩固，就是巩固国民经济发展中已经取得的成果，并使其在巩固中得到进一步发展；所谓充实，就是对国民经济薄弱环节和生产急需的补充配套项目，以少量投资充实其生产能力，以便收到更大的经济效益；所谓提高，就是提高产品质量，改善企业的经营管理，提高经济效益。1960年12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毛泽东在会上说，社会主义建设不能急，要搞它半个世纪，要搞几年慢腾腾，不要务虚名而遭灾祸。1961年1月召开的八届九中全会上，毛泽东号召全党发扬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做到情况明、决心大、方向对，并提出1961年为调查研究年。会后，毛泽东直接组织和指导三个调查组，分赴浙江、湖南、广东农村进行调查。这年3月，毛泽东在广州主持制定农村六十条，针对当时人民公社内部严重存在的队与队、社员与社员之间的平均主义等问题，作了比较系统的规定。1962年1月，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作了题为《关于民主集中制》的长篇讲话，强调不论党内党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认真执行民主集中制。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正确的集中，就不可能正确地总结经验，就不可能制定出好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他指出，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缺乏经验，还有很大的盲目性，还有很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要在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加强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毛泽东对几年来工作中发生的缺点错误承担了责任，作了自我批评。所有这些，为在实际工作中纠正“左”倾错误，克服困难，恢复和发展经济，提供了指导原则。